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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虎口的歷史變遷

　中國·山西·朔州·右玉發布:1044173　最后更新:2008/6/24　人氣:統計中...

殺虎口位于山西省西北端、右玉縣城西北三十五公里處，與內蒙古和林格爾、涼城兩縣接壤，北距涼城縣城三十公里。它東靠塘子山，西傍大堡山，北依雷公山，北部外長城沿山嶺由東北延伸向西南，若半月形圍之于其中。殺虎口占地約四平方公里，分為殺虎關、殺虎堡和柵子外三部分。蒼頭河由南向北縱貫其中，形成一條長三千米、寬三百米的狹長走廊，在蒼頭河東西兩側，山嶺相對，坡陡壁立，構成天然關隘，地勢十分險要。
一、軍事要塞殺虎口
　　殺虎口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歷代王朝都曾在此屯扎重兵，駐將設衙，嚴密扼守。我國北方的多次戰役，不論是中原王朝北征，還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侵，往往都以它為突破口。“殺虎口直雁門之北，眾嶂重疊，崎路險惡，數水交匯，綰轂南北，自古傳為要塞，周伐獫狁，秦漢伐匈奴，唐伐突厥，宋伐契丹，明伐蒙古，……歷朝征伐常出殺虎口。” 春秋戰國至秦、漢、隋時，這里稱“參合陘、參合口”，唐曰“白狼關”，宋曰“牙狼關”。

　　明朝建立后，為防御蒙古南侵，固守邊防，修筑了萬里長城并設置了九個軍事重鎮，大同鎮就是九鎮（邊）之一。它“東北與諸胡聯袂，西接套虜，在九邊中稱絕塞焉。國家于諸邊率建墩列戍，界限夷虜，獨于該鎮設為大邊、二邊，聯絡不已，得無意哉。……大邊之外即為豐州，地多饒沃，先年虜雖駐牧，每遇草盡則營帳遠移，乃今筑城架屋，東西相望，咸稱板升，其所群聚者無非驅掠之民與夫亡命之輩也。” 大同鎮是九邊的重中之重。
　　明代中后期，蒙古右翼鄂爾多斯及土默特部強盛，常常南侵明邊。“己亥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毆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嘉靖六年（1527年），俺答擁騎兵十余萬入侵殺虎口。八年（1529年）入侵大同、應、朔等處。十九年（1540年）七月再次入侵殺虎口，殺傷甚多，蒙古兵攜帶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錘等武器，勢如破竹，曾深入到太原、平遙、介休、潞安等地，侵占十衛三十八州縣。“庚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夏六月，虜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 這樣的記述在明代史書中有許多，大同鎮成為明與蒙古土默特部軍事對峙、戰爭的前線。明人認為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之所以長期與明作戰，是因為“求貢市而已，累請不許，憤焉蹂邊者，三十余年。” 而在這三十多年的軍事戰爭中，蒙古軍多從殺虎口進入山西，“長城以外，蒙古諸蕃，部落數百，種分為四十九旗……，而殺虎口乃縣直北之要沖也，其地在云中之西，據三關而控五原，自古稱為險塞” 。
　　就在明朝防御土默特部入侵的過程中，殺虎口的軍事地位受到了重視。“自東勝、豐州不守，云川、玉林內遷，重邊盡為虜窟” ，殺虎口位于長城大邊、二邊相會處，距離俺答汗營地最近，屬于大同鎮極沖地方。翁萬達任宣大總督時，“有計略，詰邊搜卒，次第修諸墻堡，戒備大飾” ，殺胡堡就在此時修筑的。殺胡堡 “設自嘉靖二十三年（1544），萬歷二年（1575年）磚包，周二里，高三丈五尺，設守備官一員，分邊沿長二十里有奇，邊墩二十八座，火路墩六座。……，見在旗軍（步兵）七百七十八名，馬騾（騎兵）一百五十二匹頭，堡相距虜巢最近，兔毛河直通塞外，川流平衍，虜易長驅，昔年大舉，往往從此入犯。古道溝、新水口等處俱極沖要。” 明在此設堡防守，因此殺胡堡成為蒙明雙方軍事對壘的重要橋頭堡。
　　萬歷四十三年（1615），明朝又于舊堡之南、近關處另筑新堡一座。新舊兩堡之間東西筑墻，設門為中關，實為二堡一關，形成唇齒相依、犄角互援、能攻易守之勢。“殺虎口本開市要地，每日來往行人蜂聚城堡，為確保城堡安全，名曰‘平集堡’。周二里，高下與舊堡等，中建商店，內外交易。又于兩堡中門東西筑墻，將新舊兩堡連環為一，前后左右開門，東西南北四道，周圍五百四十丈。” 北面通往關外，有柵子門緊連長城的城頭堡，常設官兵駐守，柵子門白天開放，夜間宵禁，形成“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明為嚴守此關，設守備一員，并在舊堡設把總一員，新堡設團總一員，新舊兩堡共有步兵1040人，騎兵152名。
清初，隨著國家一統，漠南蒙古相繼成為清朝藩屬，原作為隔絕蒙古、防御蒙古南侵的明長城的地位下降，殺虎口作為長城上的軍事要塞地位也在下降。清入關后，將明時所設的以上官軍裁減，改設操守一員，守兵僅有l00名。
　　康熙、雍正年間，在歷時50多年的清準（準噶爾）戰爭中，殺虎口的軍事戰略地位再次突顯，并得到清廷重視，成為清軍的大本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蒙古準噶爾部嘎爾丹發動叛亂，七月，康熙帝“命福全為撫遠大將軍，請發大同綠旗兵往殺虎口聽調，上令發大同鎮鎮標馬兵六百、步兵一千四百從征，兼命理藩院自阿喇尼設站處，量發附近蒙古兵尾大軍置驛。上先后遣內大臣阿密達、尚書阿喇尼、都統阿南達等出塞，命各率所部與福全師會。上出塞，……命康親王傑書率師會福全，進駐博洛和屯，又命簡親王雅布參贊福全軍事。” 康熙三十年（1691年），兵部會議及山西巡撫葉疏稱：“大同隍為鄰邊重地，而重地之中，唯殺虎口為重要。”于是清朝不斷充實殺虎口的軍力部署，先是“改寧武協置” 殺虎口協，調寧武副將一員移駐殺虎口，設中軍守備一員，改千總二員，把總二員，同時抽調偏關營千總一員，寧武營把總二員，改充殺虎口，協助原設千總、把總，兵力增加到5000名，分馬兵二營（左營、右營），步兵八營。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將步兵800名改為馬兵。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殺虎口再次增設滿漢官兵，設章京二員，筆帖式二員，披甲40名，協助原綠營兵巡防鎮守，使其更好地起到軍事大本營的作用。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親自率兵平叛。為保證西征路線暢通，清政府在長城沿線設三十營為京師之屏障，而殺虎口協鎮是三十營的重中之重，派右玉撫遠大將軍費揚古把守。在這次西征中，費揚古和大同總兵康調元、殺虎口協鎮王元會統率西路軍滿漢官兵出殺虎口，在昭莫多重創噶爾丹軍，取得了軍事勝利。為確保西路軍軍糧車隊的安全運行，康熙認為“西路挽輸較中路尤為緊要”，他命令“原任兵部督輔右侍郎王國昌、大理寺卿余成龍往助，增造運車四百輛，亦著動支正項錢糧。”并從殺虎口起，每百里設一臺站，每臺站設兵“會臺守卡”，臺站之間經常聯絡。運糧車隊分為若干運，每運分為若干營。
　　西征歸來，為歇息兵馬，康熙于“（1696年）十二月初七由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入口（殺虎口）駐九龍灣（令殺虎口西九龍橋西灣）” ，從此殺虎口沾上了帝王之氣。次年，噶爾丹服毒自殺，叛亂平息，清廷在殺虎口的防兵也隨之縮減。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五月，馬兵減為500名，步兵減為350名，守兵減為150名，合計1000名。為操練兵將，還在殺虎堡西南設教場一處，周約二里。教場內設演武廳三間，卷棚三間，將臺一座。此后清朝又曾兩次增兵，使這里的駐防兵員達1600名，改中軍守備為中軍都司，并增設右營守備一員，千總兩員，把總四員，目的仍是保證殺虎口這個“大本營”有雄厚的軍事實力。
　　雍正年間，清軍圍剿噶爾丹策凌，殺虎口的軍事地位再度提升。雍正六年（1728年），到任不久的山西巡撫石麟于正月初四日起程，初九日親到殺虎口，查看是否應在那里設立關門，這樣的行程也表明殺虎口的軍事地位太重要了。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命直隸疆臣修治邊墻，募兵增防蒙邊，他說“沿邊一帶地方，最為緊要，向來額設之兵太少，古北口、宣化、大同三處、應召募兵丁，添入防汛，以實營伍。……其獨石口以西，至殺虎口一帶，中間緊要隘口，必須查勘明白，以定添兵多寡之數，至于邊墻年久倒塌，而地當緊要者，亦應酌量修筑，以肅邊境。” 在殺虎口增設軍將和兵卒，對傾圮的邊墻，用木柵鹿角堵塞，以增強清軍的軍事實力；同時殺虎口還擔當著傳遞情報、運送軍糧軍晌等給養的重任。殺虎口又一次成為了清軍的軍事大本營。
　　殺虎口成為幾十萬西征清軍的大本營，是由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條件決定的。它位于晉蒙交界部，東有塘子山，西有大堡山，處于塞內、外交通的咽喉要道；清初的今包頭和呼和浩特還是荒漠或古堡，經濟、交通尚不發達，而殺虎口已是有一定規模的茶馬貿易集市；蒼頭河由南向北從中穿過，最窄處僅數十米，最寬處也不過300米，山谷高差達300多米，河谷兩廂基巖裸露，山崖陡峭。根據古人依山傍水安營扎寨的軍事原則，殺虎口可說是最理想的大本營。
　　隨著清準戰事的結束，殺虎口的軍事地位又在逐步下降。而綏遠城的修建，使殺虎口的軍事地位進一步下降。乾隆二年（1737年），裁山西右衛將軍一人，副都統一人，幾乎與此同時，清在今呼和浩特建了一座新城，名為綏遠城，移右衛建威將軍駐焉。此后清朝不斷裁撤包括殺虎口在內的右衛軍事設置，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裁佐領、防御、驍騎校各七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裁右衛副都統一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三十年（1765年）、三十三年（1768年）又先后裁撤右衛協領、佐領、步軍校等數名。乾隆三十一年（1762年），“以綏遠城將軍兼管右衛、歸化城二處事務” 。至此殺虎口的軍事控制權完全讓位于綏遠城。但因殺虎口地理位置的重要，以及貿易和交通事業的發展，清代在那里仍駐扎有一些軍隊，并有一些軍事設置，如設有中軍都司、協鎮、副將、守備、千總等衙門，這些設置更多地是為保護商業的正常運轉。
　　進入民國后，殺虎口也曾因地理優勢，再度成為軍事要地。1926年，蔣介石和閻錫山兩軍發生混戰，曾在殺虎口一帶駐軍對峙。抗戰期間，日寇與頑偽侵占了殺虎口，設兵把守，成為八路軍南北通行的障礙，但終被八路軍奪取，使之成為晉綏邊區和大青山游擊區的重要通道。
二、貿易要地殺虎口
　　明清時代，殺虎口不僅是一個軍馬行馳、傳檄運糧、往來征戰的軍事戰略要地，而且也是一處馬市互易、民族往來、商業繁榮的之地。
隆慶五年（1571年），明與蒙古俺答汗部化干戈為玉帛，達成和議，俺答封貢，明廷開始在部分長城邊堡附近與俺答部茶馬互市。在此過程中，殺胡堡開始由一個軍事要塞向兼具軍事和貿易的雙重地位轉變。在蒙明互市過程中，明朝開市“凡十一處，在大同者三，曰得勝口，曰新平，曰守口” ，并沒有殺胡堡。“買賣原有市口，是兩家交界，甚便” 。但因殺胡“堡相距虜巢最近，兔毛河直通塞外，川流平衍，……。邊外歸化城、昭君墓等處，酋首羊羔兒、虎兒害恰、啞不害恰等部落各駐牧。款后虜警雖息，乃地當孔道，虜使往來境上必假道于此。” 六年后的萬歷五年（1578年），當俺答西向迎佛，臨行時申明約法稱“該進貢開市日期，……，有講大事者可由兔毛河出入，若有賣馬討賞者由大同得勝出入，有開馬市一事從得勝至水泉，每月止許一處。” 在俺答提到的十處互市點中，已有殺胡，首次開市安排在萬歷六年二月。“完日仍從得勝，周而復始，再不許混開”，說明殺胡堡已成為蒙明雙方互市的一處市場。
　　此后，殺胡堡憑借其優越的地理條件，開設有馬市，允許蒙古人用馬匹等畜產品與漢人換取他們所需的生活日用品，很快形成為蒙明貿易的重要市場。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六月初九日，雙方約定：“夷使由殺胡市口入者，即從殺胡出邊，由得勝市口入者，即從得勝出邊。如有枉道，不準應付，仍從罰處。” “卜石兔部夷約五萬有余，在大同德勝、殺胡堡、新平互市。” 此時既稱殺胡堡，也稱殺胡口，正說明此地此時已兼具軍事和貿易雙重地位。明代史料還說殺胡口“市場應酬繁劇”，貿易量比張家口更發達。當卜石兔受封為順義王前（萬歷四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封），“忠義（指三娘子）恐中國直欲斷市，部落或生他變，遂于十二月十三日親身先至殺胡口外住牧，以安眾心。” 也說明殺胡口已成為互市的重要場所，三娘子害怕有變，不顧老邁之軀，而親赴殺胡口，力促互市。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殺虎口“漢夷貿遷，蟻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騎” ，其經濟貿易地位進一步加強。
　　后金打敗察哈爾林丹汗后，土默特等部投歸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命大臣愛松古“與察漢喇嘛等赴明邊殺虎口互市。” 說明此時的殺虎口經濟貿易地位仍在延續，并已成為后金與蒙古土默特等部貿易的重要關口。
入清后，殺虎口的軍事地位進一步下降，而商貿活動卻不斷升溫。“自我（清）朝定鼎中外，一統口外，歸化城即為貿易之所，商民往來，交易日盛。順治八年，遂設監督一員于此（殺虎口），經收稅課。” 順治七年（1650年）始在殺虎口設立戶部抽分署（稅務監督署），即稅關。
從設立之初，一直到清末，殺虎口稅關都由清政府派滿、蒙官員主持關事。從康熙元年（1662年）的“張家、殺虎二口，專差滿、蒙官”，到康熙五年（1666年）裁撤各地稅卡時“惟兩翼、張家口、殺虎口如故”，再到雍正元年（1723年）“定各關稅務俱交地方官管理，……古北、潘桃、殺虎三口，仍差部員。” 都說明“當滿清主夏時，主關事者，非滿人不得與其職”，“自前清順治以迄宣統，凡二百余年，管稅監督大都以旗員為之” ，也是清政府重視殺虎口稅關的明證。
　　“殺虎關所征者為西北邊口出入之稅”。殺虎口稅關征稅線非常長，它征收東自山西天鎮新平口，西至陜西神木口一帶的進出口關稅。殺虎關以邊墻和黃河為界，在延長200公里多的長城內外線上，在大同得勝口、河曲、保德、包頭、歸化城、托克托、興和、陽高、天鎮等處設立了十個稅收分局、支卡，專門負責征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大青山木稅歸并殺虎口兼轄。雍正五年（1727年），河寶營木稅，由殺虎口監督征收。乾隆四年（1739年），定歸化城木稅額，歸殺虎口征收。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開山西得勝口歸殺虎口監督稽征。清政府為嚴格控制民人出塞，規定山西民人及商人出口者必須取得票證，才能出邊。最初清政府只在殺虎口開領。“雍正十三年（1735），定潘桃、古北、殺虎三口給商印票，兼滿、漢、蒙三體文字”。并規定“商人運載貨物，例需直赴殺虎口輸稅，不許繞避別口私走。”
　　殺虎口稅關直屬戶部管理，這里的稅收也保證了西征清軍的軍費需求。但隨著清政府對準噶爾軍事行動的結束，特別是綏遠城的建設和功能的完備，在其軍事地位讓位于綏遠城不久，殺虎口的貿易地位也在逐漸讓位于綏遠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設歸化城（呼和浩特）總稅局（分關），并綏遠、歸化、和林格爾、托克托、薩拉齊、西包頭、昆都侖、八十家子等口，差蒙古筆帖式二員，分督征收牲畜稅，這樣一切貨物稅都屬歸化關。并在豐鎮左設卡征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定殺虎口、歸化城交山西巡撫。乾隆朝中期，清朝頒給商人“龍票”的機關也轉移到了綏遠城將軍處領取，這一轉移直接影響了殺虎關的關稅收入。殺虎關初設時，年征關稅正額1.3萬兩，到乾隆中葉時，已增至32300兩，正額外還有溢額，盈余12100余兩，合計44400余兩。此后殺虎口關稅額雖沒有減多少，嘉慶二年（1797年），殺虎口稅額為15414兩，“潘桃、古北、殺虎三口，竹木稅向無贏余，無庸更議” 。嘉慶初，“阿拉善王獻吉蘭泰池，由官招商辦運，將口外各廳，大同、朔平二府，及太原、汾州等屬，向食土鹽州縣，劃為吉岸引地。至十七年廢除。凡入口者，由殺虎口征稅，每斤一分五厘。”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為16919兩，光緒十九年（1893年）為16847兩，“自前清嘉道以前，虎關每歲收入不過一萬余兩而已；咸同以后，乃稍稍增收至三、四萬兩，或五、六萬兩，然無有過八萬者。” 而同時歸化城的稅收卻是在逐年增加，如乾隆年間歸化城設關時，額定為白銀16600兩，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實征銀23656兩，次年（1842年）征銀24036兩，二十九年（1849年）征銀22749兩，光緒十三年（1887年），征銀65279兩。這些都說明，殺虎口的經濟地位在乾隆朝以后已讓位于歸化城。
　　殺虎口還是清代晉商發家的一個重要地方。康熙年間，費揚古部駐防殺虎口時，大盛魁的創始人王相卿、張杰、史大學等，就在費揚古軍中當廚夫或服雜役，同時也為軍隊采購一些生活日用品。因他們經常出入于邊關集市，同蒙古人進行交易，逐漸學會了簡單的蒙語，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禮節和生活習慣。當費揚古軍西征進入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時，王相卿、張杰、史大學等以小商販的身份，肩挑貨物隨軍前往，作貿易生意，不久便以他們三人為主體，與殺虎口當地人合伙開了“吉盛堂”雜貨店，后發展成“大盛魁”這個著名的旅蒙商號。殺虎口商人秦鉞早先也只是康熙西征時的一個雜役，后來成為大盛魁經理，捐了個四品頂戴，乾隆皇帝還專門為其頒發可在蒙古任何地方經商的“龍票”（特許通商證）。這些人先是專為西征清軍服務，隨軍販賣軍需物資，后來發展到與駐軍及當地百姓貿易，生意越做越大，成為富紳。靈石縣靜升村的王謙受、王謙和兄弟就是在殺虎口起家的這些人的代表。他們的生意不僅在殺虎口做，而且還隨軍去了“口外”。康熙用兵準噶爾時，其西路軍身后的軍糧運輸，就是由一些精明的晉商來保障的。他們以殺虎口為跳板，在做好清軍后勤供給的同時，也繁榮了駐地、發展了自己，逐漸壯大起來。
　　有清一代，殺虎口像長城上的一顆明珠，燦爛輝煌。殺虎口既是西征清軍理所當然的后勤供給大本營，又是長城上的重要稅卡，形成為北方最大的貿易集散地。“殺虎口關為通蒙古之孔道，管龠北門，責任綦重，而百貨駢闐，商旅麋集。” 極盛時期，年解稅銀13萬兩之多，有“日進斗金斗銀”之稱。當時殺虎口堡城內的山西商人大多擺攤設點，有商店、旅店、郵政，有采購、加工、販運的店鋪作坊等上千家，可謂店鋪林立，集市繁榮，蒙漢商賈云集，頻繁往來于此。各種衙署、廟宇、學堂、牌樓遍布堡內外，宮觀寺廟共有50多座，其繁華遠近聞名，極盛時住戶達3600戶，近5萬人。“自設立木柵欄關口以來，業經多年，商旅云集與此，外藩蒙古往來進貢，絡繹不絕。” 木柵欄關是殺虎口稅關的重要組成部分，晨啟昏閉，專人守護，收取關稅。
　　明清以來，殺虎口作為貿易要地起到了它的作用，不僅溝通了蒙漢兩族經濟往來，而且為清朝征收了可觀的關稅，還培養了許多貿易人才，成為部分晉商的起家之地。殺虎口繁華之時，商賈云集，燈紅酒綠。雖說從乾隆中期以后，殺虎口的貿易地位在逐步讓位于歸化城，但在這個邊關小鎮上，清政府仍設有戶部抽分署、中軍都司、協鎮、驛傳道、巡檢司、副將、守備、千總署等八大衙門，且這些衙門的官吏，不是皇親國戚，就是朝廷命官，即使是在這里經商的人，也都捐戴了紅頂帽，可見其重要和榮耀。直到民國初年，京包鐵路修通，殺虎關稅務監督公署移至豐鎮，作為貿易要地的殺虎口才漸漸衰落下來。
三、交通要沖殺虎口
　　殺虎口歷來是一個交通要沖。“其地內拱神京，外控大漠，實三晉之要沖，北門之扁鑰也。” 且不說歷來征戰多從此口出入，就是蒙古族和明朝地方經濟往來，也多在此地交易。而到了清朝，這里更是成為清朝管轄蒙古而所設驛站中最西一路驛站——殺虎口驛站的起點，還是早期廣大山西北部漢回民“走西口”者的必經之地。
早在明朝時期，特別是在俺答封貢、茶馬互市之后，蒙古與明朝雙方由軍事對壘轉向了經濟互易，殺虎口逐漸地在成為經濟要口的同時，也成為了蒙古族進入內地的主要地點，“是時款貢漸深，人情漸玩，夷人得以肆行邊口，求乞無節” ，為此明朝官員不得不規定：“你的頭目在外口好巡防，我的官爺在里口好巡防” ，而殺虎口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邊口，雙方都到這里來貿易，也從這里進入對方的領地，殺虎口扮演著一個蒙漢交通的路口角色。
　　入清后，蒙古漠南諸部成為清朝藩屬，殺虎口處于漢人進入蒙古地區的邊口。清朝為維護長期以來形成的“滿蒙聯姻”的統治基礎，保護蒙古族傳統的游牧經濟，在蒙古地區實行盟旗制度和封禁政策，以求“眾建以分其勢”，分化和弱化蒙古族勢力；同時又嚴格限制內地、特別是沿邊地區的漢人進入蒙地。但是由于內地漢族人口的增長和貧窮及對土地的追求，他們不顧大清嚴律，冒險越過長城，進入蒙古地區謀生，形成了歷時三百多年的移民潮，其時間之長、范圍之廣、程度之深，在我國近代移民歷史上獨一無二。這其中從山陜北部進入蒙古地區的，被稱之為“走西口”，而這個西口，早期就是指殺虎口。
　　殺虎口之所以會成為山陜民人出邊的主要交通關口，是與其所處的優越地理位置分不開的。，它位于山西與內蒙古的交界處，從明代萬歷年間起，這里就已是蒙漢兩族貿易往來的要地，“殺虎口外系蒙古地方，前朝建筑邊墻，設有馬市樓一座，下設暗門四層，門洞低狹，只可單身行旅徒步出入” 。進入清代后，清政府又在這里設立稅關，征收東自山西天鎮、西至陜西神木的進出口關稅，稅關所轄范圍涉及整個山西省與蒙古地區沿邊地帶，要進入蒙古地區經商貿易，就必須從殺虎口經過，在此意義上說，西口可理解為山西省的關口。
殺虎口成為山西漢人外出務工、經商即走西口的必經之地，成為中原通往內外蒙古、甚至新疆、俄國的主要關口。山西人走西口，多是在本地無法謀生情況下的一種無奈選擇，他們從殺虎口出關后，到達土默川、河套或察哈爾右翼地區，進而向更遠的蒙古地區遷徙謀生，或傭耕力作，或貿易經商。而從殺虎口進入內地，也形成了四通八達的商路。從蒙疆地區販運羊馬的商販，到殺虎口后，分三路銷往中原內地。一路經平魯、五寨、洪洞、趙城到達河南；一路從左云、朔縣、寧武、靜樂到太原、祁縣，最后到達晉東南；一路由左云、渾源、五臺到達冀西北定州一帶，或者從大同、陽高直達北京、天津、塘沽一帶。
　　殺虎口還是清政府所設“口外五路驛站”之一。康熙三十年（1691年）四月，康熙帝在多倫諾爾會盟內外蒙古王公，奠定了大清的一統天下。出于對準噶爾軍事戰爭和加強對內外蒙古聯系的需要，清朝決定在蒙古地區設立驛道，分為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五路。其中喜峰口、殺虎口兩路驛道是在1692年設置的，其余則在1693年設置完畢。這五路驛道被稱為“口外五路驛站”，它是以北京為中心，通往蒙古地區各盟旗的，屬于口內的，是由漢人維持的“漢站”；進入口外，是由蒙古人維持的“蒙古站”。殺虎口就是其中最西的驛道，只達“歸化城土默特、烏喇特、鄂爾多斯三部，旗十二” 。“自殺虎口至烏喇特為一路，計九百余里，設九驛。自歸化城至鄂爾多斯計八百里，設八驛，仍為殺虎口一路，各驛站均設水泉佳勝處。” 殺虎口驛站設管站司員、筆貼式各一人，每三年更代一次。“共額設官馬280匹，兵丁528名，馬夫20名。” 在這層意義上，西口可以理解為清“口外五路驛站”最西者。殺虎口作為中原與蒙古地區驛站的起點、必經之路，十分重要，人稱“東有張家口，西有殺虎口”。
　　但不管是山西省的關口，還是“口外五路驛站”最西者，都是指殺虎口，殺虎口成為晉陜蒙間的交通要沖。為此，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間，“因設右衛將軍，建造營房，出口砍大青山木植，以暗門狹小，難以拉運，車輛遂于倒缺之處，辟立木柵欄，以通往來，因而貨物、駝馬、牛羊亦從此出入，商旅稱便，監督亦隨于此立一收稅所，征收稅銀，而河口亦設木柵以為遮攔，撥有滿洲同綠旗官兵，于暗門、木柵欄關口及河口東西兩岸，查看出口禁物” 。雍正六年（1728年），山西巡撫石麟于正月初即親去殺虎口，查看是否應在那里設立關門，都可見殺虎口交通地位的重要，殺虎口扮演著通衢要道的角色。
　　但從乾隆年間開始，隨著綏遠城的建成使殺虎口的交通要沖地位也在下降。乾隆五年（1740年），清政府將“殺虎口驛站事務，交綏遠城建威將軍兼管稽察。” 綏遠城取代殺虎口成為西口，成為山陜民眾、商人出口并繼續深入的必經之路。并且長城的塌毀，使出邊民人也能從其他塌陷處進入蒙古地區，這些都在降低殺虎口交通要沖的地位。但當京包鐵路未開通時，殺虎口仍是山西與今內蒙古西部地區交通的一個重要通道口。
　　由于殺虎口曾是我國歷史上的軍事要塞，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又是蒙漢兩族的貿易要地，經濟文化發達昌盛；還是中原與漠南的交通要沖，走西口者的必經之路，因此這里在清代十分重要。至今，殘留在這里的一些官衙、店鋪、寺廟等建筑遺跡，似乎都在述說著它曾經有過的繁華。歲月的流逝和歷史的變遷，使殺虎口逐漸失去了它曾經的榮耀，但我們要記住這些，認識到殺虎口在歷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把其中有益的部分開發出來，以教育和啟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