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主词},&

資訊主頁 ● 旅游新聞 ● 景點資訊 ● 常識技巧 ● 游記攻略 ● 開心旅途 ● 民族風情 ● 各地資訊

當前位置：主頁>旅游網>信息中心>中國>山西>景點>資料

云岡石窟的歷史與藝術（一）

　中國·山西·大同·南郊發布:1044173　最后更新:2008/7/9　人氣:統計中...

大同與云岡

　　大同地處晉、冀、蒙交界，介于內外長城之間，自古屬于邊塞用武之地。大同，意取“世界大同”之義，因唐代大同軍駐扎而得名。大同，古稱平城，曾用代都、恒州、恒安、云內、定襄、云州、云中等名。

　　最初的雁門郡平城縣之設，大致在戰國中期（公元前三世紀初年），即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征伐西北的過程中。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劉邦率大軍北擊匈奴，被困于平城縣東之白登山（今名馬鋪山），平城由此聞名天下。平城之圍的歷史意義在于：直接引發出一項中國歷代正確處理民族關系的重大方略——和親政策。

　　東漢以降，匈奴式微，來自遙遠北方的鮮卑民族成為蒙古高原的主人。西晉滅亡后，整個北中國陷入了匈奴、鮮卑、羯、氐、羌五胡爭霸的混戰之中，鮮卑拓跋部漸次崛起。公元386年，拓跋珪登國；398年，北魏王朝正式建立，定都平城；439年，拓跋燾統一北方；448年，征服西域（今新疆）；494年，拓跋宏遷都洛陽。平城建都九十七閱春秋，一直是北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當時歐亞絲綢之路東端的國際型大都會。

　　北魏以后，平城衰敗，時而為北方游牧民族盤踞，時而由中原漢族軍隊駐守，直到唐朝中后期方始穩定。五代時，后晉石敬瑭獻幽、云十六州于契丹。遼金二代，大同復興，立為“西京”陪都。元代，大同府是中國饋饗蒙古要道上的一大中轉站。明清時代，大同系九邊重鎮之一，號稱“京師北門”，實為首都西北的軍事屏障。
云岡石窟坐落在大同城西十六公里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今名十里河）的北岸。石窟倚山開鑿，東西綿延一公里。按自然地勢劃分為三個區域：東部第1～4窟，中部第5～13窟，西部第14～45窟。現存大小窟龕254個，主要洞窟45座，造像51000余尊，其余動植物、花紋圖案不計其數。石窟規模宏大，雕刻藝術精湛，造像內容豐富，形象生動感人，堪稱中國佛教藝術的顛峰之作，代表了五世紀世界美術雕刻的最高水平。

　　云岡峪自古是通往內蒙古陰山腹地的古道，秦漢時代的武州塞，大約就在云岡石窟西側或南面附近，可惜早已消失在殘石碎瓦之中。武州山，北魏早期即被奉為神山。據《魏書·禮志》記載，明元帝拓跋嗣做太子時，“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祇。及即位，壇兆，后因以為常祀，歲一祭，牲用牛，帝皆親之，無常日。”后來，逐漸成為北魏皇帝祈雨、開窟、禮佛的“鹿苑”勝地。
云岡石窟，北魏稱武州山石窟寺或靈巖寺。關于石窟的開鑿，《魏書·釋老志》記述的很簡略：“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于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文中講述的五所佛窟，即今云岡第16～20窟，學者稱之為“曇曜五窟”。周一良《云岡石佛小記》曰：“惟曇曜在興安二年見帝后即開窟，抑為沙門統之后始建斯議，不可曉。要之，石窟之始開也，在興安二年（453）至和平元年（460）之八年間。”

　　　然而，曇曜五窟的興工，實為武州山皇家大窟大像營造的起始，此前小規模的石窟或佛像雕制必定已有基礎，否則曇曜大師不會突發奇想。現今存世的北魏題記佛雕，如河北正定的太平真君元年（440）《朱怛造石佛像》，日本國收藏的真君三年《鮑纂造石塔基座銘》和《石造半跏思惟菩薩像》，河北蔚縣石峰寺的真君五年《朱業微石造像》，日本國收藏的太安元年（455）《張永造石佛坐像》、太安三年《宋德興造石佛坐像》，都是砂巖質，造像風格與云岡石窟早期作品極為相近，應是北魏武州山及其石窟寺開鑿的產物。《魏書·釋老志》曰：“涼州自張軌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于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由此映證，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平北涼，徙涼州（治今甘肅武威）吏民三萬戶于京師，平城佛教隨之興盛；特別是涼州民中有三千僧侶作為戰俘到達京城，從此成為平城佛教和武州山石窟建設的主力。

　　太武帝拓跋燾于真君七年（446）詔令滅法，《釋老志》記載北魏民間“金銀寶像及諸經論，大得秘藏。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當此，武州山開山取石的錘聲大約仍在繼續，但石窟、佛雕的制作停止了。文成帝拓跋濬興安元年（452），初復佛法，“方詔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毀，謂木有時朽，土有時崩，金有時爍，至覆石以室，可永無泐。又慮像小可鑿而去，徑尺不已，至數尺；數尺不已，必窮其力至數十尺。累數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壞，使見者因像生感。”（朱彝尊《云岡石佛記》）。于是乎，曇曜五窟應運而生。

　　曇曜五窟的開鑿，掀起了武州山石窟寺建設的高潮。從文成帝開始，經獻文帝、馮太后，到孝文帝遷都，皇家經營約四十年，完成了所有大窟大像的開鑿。同時，云岡附近的青磁窯石窟、魯班窯石窟、吳官屯石窟、焦山寺石窟、鹿野苑石窟等，也相繼完成。期間，廣泛吸收民間資金，王公大臣、各地官吏、善男信女紛紛以個人、家族、邑社等形式參與石窟建造，或建一窟，或捐一龕，或造一壁，或施一軀，遂成就了武州山石窟寺的蔚為大觀。遷都之后，武州山的小規模石窟建設并未停息，直到正光五年（524）六鎮起義的戰鼓響起。

　　云岡石窟是北魏一個朝代完成的偉大工程，從文成復法啟動，到北魏末年終結，大致開鑿了70年之久。云岡石窟的誕生絕非偶然，而是諸多歷史必然性的結果。佛教自東漢進入中國，最初假借黃老道術在民間傳播，魏晉時逐漸獨立。十六國時期，由于來自西北的胡族統治者的推奉而迅速發展，同時迎合了苦難深重的中原人民的精神需求。北魏太武帝滅佛，則從反方向刺激了佛教的勃興。石窟建造之風，由古印度、西域、河西漸次東傳，至平城而特盛。北魏自道武帝建國，到太武帝結束北方群雄割據的戰亂局面，各國各地的貴族官僚、儒士僧侶、能工巧匠、金銀財富匯萃平城。特別是隨后對西域的征服，直接迎來了我國歷史上東西文化交流的新一輪高峰。武州山石窟的創作，最初是涼州高僧帶來了西域風格的佛教造像藝術，然后是古印度、師子國（今斯里蘭卡）、西域諸國的胡沙門帶著佛經、佛像和畫本，隨商隊、使團而至，再后是曇曜建議征集全國各地的寶像于京師，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岡佛事。一代代、一批批高僧大德、精工藝匠，共同設計、共同制作，創造出云岡石窟一座座曠世無雙的佛國天堂。

　　北魏以后，云岡石窟衰落了，梵音唱晚之聲，再沒有越過雁門山巒。隋大業三年（607），煬帝北巡塞外，歸途大約曾經游幸云岡。唐太宗貞觀四年（630），李靖平突厥，收復雁北；十四年，移云州及定襄城于恒安；明年，守臣重建大石窟寺。大約當時，有儼禪師等曾對云岡石窟佛像進行過修理。高宗永淳元年（682），突厥攻陷云州，城池荒廢。玄宗開元十八年（730），復置云州及云中縣；天寶元年（742），筑大同軍城于云中。不久，詩人宋昱北上，寫下了《題石窟寺——即魏孝文之所置》五言詩。之后，云岡石窟闃寂無聞。

　　遼代以后，武州山石窟寺又稱石佛寺。契丹人佞佛，殘塔舊寺無不興復。據《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記載：遼興宗重熙十八年（1049），皇太后發愿重修石窟寺。但因工程規模巨大，一時沒有完成。道宗清寧六年（1060），朝廷委托山西轉運使劉某監修。咸雍五年（1069），禁山樵牧，又差軍巡守。壽昌五年（1099），又委托轉運使提點。天祚帝天慶十年（1120），幸西京，賜大字額。可見，遼代武州山石窟寺的修建工程，大約延續了半個多世紀。也許是對舊有寺院的陸續修復，也許是仿效北宋重修五臺山十寺的做法，遼代西京大石窟寺內分立了十座寺院：一曰通樂，二曰靈巖，三曰鯨崇，四曰鎮國，五曰護國，六曰天宮，七曰崇福，八曰童子，九曰華嚴，十曰兜率。可惜十寺郁立的好景不長，“亡遼季世，盜賊群起，寺遭焚劫，靈巖棟宇，掃地無遺。”（《金碑》）。

　　金朝“天會二年，大軍平西京，故元帥、晉國王到寺隨喜贊嘆，曉諭軍兵，不令侵擾；并戒綱首，長切守護。又奏，特賜提點僧禪紫衣，并‘通慧大德’號。九年，元帥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嚙，委煙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撥河道。”（《金碑》）。西路元帥、晉王宗翰（粘罕）于天會九年（1131）將石窟前的武州川河道南移，遂形成今天十里河云岡段現狀，可謂功德千秋。皇統三年至六年（1143～1146），住持法師稟慧重修“靈巖大閣”（今第3窟外的閣樓），“自是，山門氣象，翕然復完矣。”（《金碑》）。

　　金代中后期，迫于蒙古族逐漸強盛的壓力，在西京北境加強了邊墻、邊堡的防御體系建設，武州山前筑起了一座軍堡。這座名為石佛寺堡的建立，宣告了云岡石窟的再次走向衰微。1214年，金朝遷都汴梁（今河南開封），五京舊都相繼淪陷。據《至元辯偽錄》記載，蒙古大舉“兵火已來，精剎名藍率例摧壞”；各地佛寺，“兵火之后，無僧看守。”正是在這種的山寺無僧鐘自鳴的情況下，全真道士進駐了云岡石窟，并在東部留下了“碧霞洞”、“云深處”、“山水有清音”等遺跡。云岡之名，大約從此醞釀、產生。

　　元代忽必烈至元年間（1264～1294），西京大華嚴寺慧明大師僧徒，重新收復了石佛寺，但是無法挽回云岡石窟的整體頹勢。明朝嘉靖三十七年（1558），重修石佛寺堡為云岡堡；萬歷二年（1574），又建云岡上堡并上下堡間的夾墻。從此，石佛寺局縮于第5、6窟，徹底變作山野小寺。盡管清初地方官曾經維修、康熙皇帝曾經臨幸。

發現與探索

　　對云岡石窟的研究，始于金代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繼以清初朱彝尊《云岡石佛記》，然而真正學術意義上的研究則是百年之事。20世紀蓬勃而興的云岡研究，功歸于兩次發現：一是伊東忠太博士發現了石窟寺，二是宿白先生發現了《金碑》。

　　1902年6月，日本學者伊東忠太等在中國進行考察旅行，無意中踏入云岡石窟破敗的廟門，博士驚訝地發現這里竟保存著最為壯觀的北魏石窟建筑群，其藝術形式直接來源于西方，且與日本的推古式若合符契。隨后，他發表的《云岡旅行記》、《支那山西云岡石窟寺》，引起了世界學術界的注意與興趣。1907年，法國的東方研究專家沙畹來到云岡，不久將其收集的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的照片與圖錄，著成《華北考古學使命記》。從此，云岡石佛寺名聲鵲起，開始成為海內外學者和美術家的一大巡禮地。

　　最初半個世紀的云岡研究，以日本學者居多，主要探討的是云岡石窟的藝術形式與藝術來源；中國學者陳垣、梁思成、周一良、戴蕃豫的文章，則重在解析云岡歷史，介紹鄰邦的研究成果。關于云岡藝術的源流，有埃及影響說、希臘影響說、拓跋氏影響說，有印度馬土拉雕刻影響說、巴基斯坦犍陀羅雕塑影響說、西域藝術傳承說等，并逐漸形成共識：“云岡樣式，是由印度、波斯、中央亞細亞、中國等風格之混合融匯而成，同時也有希臘及羅馬的痕跡之遺留。”（巖崎繼生《大同風土記》）。1938～1944年間，以水野清一、長廣敏雄為首的京都大學調查隊，對云岡石窟進行了迄今最為詳細的調查。其攝影、實測、線描、拓片、論文等研究成果，結集為16卷本《云岡石窟》巨著，1951～1956年陸續出版，代表了云岡研究的最高水平。水野、長廣將云岡藝術區分為西方外來與中國傳統兩個方面，指出北魏平城佛教文化藝術是帶有濃郁中亞（此指新疆）色彩的涼州風格的再現，盡管云岡石窟的西方樣式具有多元性，明顯受到西方諸地石雕、泥塑、壁畫等等的影響，但其早期雕刻顯示出的是犍陀羅風格、中印度風格和中亞風格，而中亞各國寺院與云岡石窟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中國傳統則主要表現在動物雕刻、仿木構建筑雕刻等方面，石窟造像明顯存在著一個逐步中國化的過程。

　　《金碑》即《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皇統七年（1147）曹衍撰，記述了云岡石窟的歷史及金初的寺院維修。原碑早佚，碑文幸存于清人繆荃蓀傳抄的《永樂大典》天字韻《順天府》條引《析津志》文中。1947年，宿白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籍時發現，并于1956年發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此后又陸續發表了《云岡石窟分期試論》、《〈金碑〉的發現與研究》、《平城實力的集聚和“云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恒安鎮與恒安石窟》等。對北魏平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與佛教的發展，對云岡石窟乃至大同歷史，對云岡洞窟形制、造像組合、佛裝服飾等特征，對云岡石窟開鑿分期問題，從歷史學與考古學角度，進行了全方位的探討，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遂使云岡石窟的歷史與藝術脈絡豁然清晰。

　　進入21世紀，張焯的《云岡石窟編年史》問世，成為目前云岡石窟的第一部通史。其中《〈鹿苑賦〉與云岡石窟》一文指出，獻文帝時代云岡石窟進入了一個新的大發展階段；《徐州高僧與云岡石窟》，則澄清了孝文帝太和年間云岡造像中國化背后的歷史，即涼州系高僧失寵，徐州僧匠入主云岡石窟；《〈金碑〉小議》，對碑文傳抄中出現的錯簡進行了梳理，證明云岡十寺中的護國寺為今第1、2窟；《全真道與云岡石窟》，考述了金元之際道教勢力侵入云岡石窟的歷史事實；《云岡筑堡與古寺衰微》，考訂出金代中晚期石佛寺堡的建立，揭示了八百年來云岡石窟走向衰微的必然歷程。
『轉自：　原創： ⊿若有差錯，請來函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