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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詩詞見證歷史

　中國···　發布:1044173　錄入:2008-11-27　人氣:統計中...

　　中國是一個詩國。中國詩歌與中國歷史同生共長。如沈約所言：“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歷史衍生了詩歌，詩歌亦印證了歷史。當代著名史家、詩人陳寅恪倡導“以詩證史”，即以詩歌作為重要的史證之一。

　　被定論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雖然只是短暫的一瞬間，然這是一個“史無前例”殘暴和荒誕的時代。在這個特別的歷史時期出現的詩歌，也可為這段歷史作出佐證。

　　我是一個文革時代的親歷者，一個舊體詩詞的愛好者。近三年來，我致力于發掘、收集和研究文革詩詞，每周寫一篇在紐約報刊的詩詞專欄發表。為紀念文革發生四十周年，選取其中１２６篇匯成一冊《文革詩詞鉤沉》出版。在伏案寫稿時，似重溫舊夢，腥風血雨尚歷歷在目，哀歌悲吟猶在耳邊，我時有觸摸詩史的真切感。這篇《文革詩詞見證歷史》一文，只是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中國詩史中極為重要的段落——文革詩史，沒有“文革詩史”，中國詩史是不完整的。

　　一、文革詩詞產生的時代原因

　　文革浩劫伊始，一個“破四舊”的口號響徹大江南北。所謂“四舊”，即指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無疑，舊體詩詞也是屬于“舊文化”　之列，在近、現代已逐漸式微。奇怪的是，文革未能滅絕舊體詩詞，相反，卻刺激了舊體詩詞的創作，以至在十年浩劫時期，留下了大量的舊體詩詞作品。出現此種 “反常”的現象，似有多層復雜的原因。

　　１、“大批判”助長了舊體詩詞的傳播

　　文革時期，全國遍地文字獄。文革以“大批判”開路，“反動詩詞”即為大批判的對象之一。六十年代，鄧拓寫有一首詠東林黨人的七絕：

　　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此首詠史詩，被文痞姚文元批判為企圖以暴力推翻無產階級專政。鄧拓有口難辯，最后以死抗爭，成了文革時期因舊體詩詞殉難的第一人。此后，按此模式，很多詩詞被“上綱上線”，莫須有成了“反動詩詞”。當然，首當其沖的便是那些諳熟詩詞的文化人。然而，這些“大批判”，卻助長了舊體詩詞的傳播，這些“反動詩詞”私下成了人們學習和欣賞的活教材。

　　２、“毛澤東詩詞”之普及推動了舊體詩詞的復興

　　文革期間，毛澤東詩詞與《毛主席語錄》一樣，被捧到類似“圣經”的地位，被奉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最高典范。毛澤東的詩詞，當時在中國家喻戶曉。至于毛澤東詩詞的藝術性和思想性，不在本文探討之列。但毛澤東詩詞的普及，使舊體詩詞重新得到重視，令舊體詩詞重現生機。文革時期產生了大量詩詞作品，從另一角度記錄了文革的歷史，這是毛澤東和毛澤東詩詞的鼓吹者所始料未及的。

　　其實，詩詞也成了毛澤東推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道具之一。１９７３年夏，為以后開展“評法批儒”，把矛頭指向“現代大儒”周恩來，毛澤東寫了一首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３、專制的利刃不能切斷詩歌的長河

　　中國詩歌源遠流長，延綿不絕，即使在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專制的利刃亦不能切斷詩歌的長河。“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中國的詩道由來已久。文革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年代，冤獄遍地，暴力與恐怖皆“史無前例”。正所謂“憤怒出詩人”，“國家不幸詩家幸，吟到滄桑句便工。”詩詞，也成了人們表達憤怒，宣泄情感的工具之一。文革詩詞，有的是用筆和紙寫成，有的是用血和淚凝成。如《出身論》青年作者遇羅克，臨刑前留下悲壯豪雄的遺詩：

　　神州火似荼，煉獄論何足。義舉驚庸世，寄文愧爛書。

　　山河添豪壯，風雨更歌哭。唯念諸伯仲，時發一短呼。

　　文革時期出現大量詩詞，當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以為，上述三項是主因。

　　二、文革詩詞作者的社會屬性

　　文革詩詞數量繁多，內容豐富，其作者幾乎涵蓋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其內容則反映了文革的整個進程。為進一步研究分析，我作粗線條的歸納分類，希望能理出一個文革詩詞的綱要。

　　１、中共領袖和高干的詩詞作品

　　中共的高級干部中，具文學素養和喜好詩詞者，為數不少。在文革殘酷的斗爭較量中，起落浮沉，成功失敗，皆決定了這些高干詩詞的內容、傾向和格調。

　　１９６６年６月，正是文革拉開序幕之時，毛澤東寫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恁欄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這是毛澤東有關文革題材公開發表的唯一一首詩詞，其生前曾反復修改并予審定，可見其本人對此詩的重視。此詩的基調是歌頌文革，而文革已受到歷史的鞭撻。故有方家評之：“于今看來，它是一首有遺訓價值和無可替代的文獻價值的代表作。”

　　而毛澤東的一批戰友，在文革中跌落萬丈深淵，他們的詩詞又是另種情景。如被判為“叛徒”、“中國最大保皇派＂的陶鑄，身患絕癥，與妻子曾志生離死別之時，寫下一首《贈曾志》：

　　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云端。無情白發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馬也知嘶櫪晚，枯葵更覺怯霜殘。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

　　此類“蒙垢余生”后之作，皆沈郁蒼涼，甚有感染力。然就以陶鑄而論，其當年在廣東大反“地方主義”，害死不少地方干部，“如煙往事”，是不應該忘卻的。

　　２、作家、學者、文化人的詩詞作品

　　這類文化、教育界的高級知識份子，多擅長詩詞，在文革中，多有遭批斗、抄家、下放干校勞動的經歷，所歷所感，隨時入詩。故在文革詩詞中，這類人的作品所占的份量最大，藝術性也最高。

　　此類文化人中，史學家、學者、詩人陳寅恪頗具代表性。１９６６年４月，即處于“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文革前夕，陳寅恪寫下此生的最后一首詩《丙午清明次東坡韻》，為其《詩集》的壓卷編。此詩盡抒“丙午清明”“魂已斷”的凄清、沉痛和憤慨：

　　史書既欲盡燒灰，何用今朝上冢哉。南國高樓魂已斷，西陵古渡夢初回。
　　賢妻孺仲懨懨病，弱女淵明款款來。翻憶鳳城一百六，東風無處不花開。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曰下午，北京紅衛兵把市文化局收存的一大批珍貴的京劇戲裝和道具，堆在國子監孔廟大院焚毀。蕭軍、老舍、駱賓基等二十九個著名作家、藝術家，分別掛上了“黑幫分子”、“牛鬼蛇神”的大牌子，被勒令跪在火堆前，頭杵地，挨了三個多小時毒打。老舍被打得頭破血流，暈倒在地，折磨至翌日才釋放。老舍，當日就自沉于太平湖中。蕭軍為此寫下《國子監》一詩，描繪了文革中極為慘烈的場景：

　　烈火堆邊喊“打”聲，聲聲入肉地天驚。藤條皮帶翻空舞，棍棒刀槍閃有風。
　　俯伏老翁呈瘦脊，恐惶婦女裂褫裎。“英雄”猛士多年少，袒露臂章耀眼紅。

　　３、普通干部和平民知識份子的詩詞作品

　　以人數而論，這部份人在中國社會中是一個十分浩巨的階層。他們也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而在十年浩劫中，雖然處境各有差異，但多數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沖擊，他們在文革中皆有痛苦的經歷和苦澀的回憶。

　　游街示眾，乃文革一大景觀，大江南北，隨處可見。當年為哈爾濱六中教師的葉昌，當然難逃此劫。被批斗游街之時，葉昌有感而口占《游街四首》，此為其中一首：

　　頭戴高冠頸掛牌，牛鬼蛇神佇列開，草索系腰成串串，敲鑼打鼓上街來。

　　平民知識份子也算是“臭老九”。如趙振新是一個普通干部，但１９５８年因直言賈禍，曾被戴上“右派”帽子，在文革的風雨中更是提心吊膽，坐立不安。其所寫的《無題》三首，道盡平民百姓、知識份子在文革中的悲涼、無奈和憤慨。其中一首云：

　　滿城金鼓震心肝，隱隱悲歌挾重寒。寄語故人鉗口好，冬來難得是平安。

　　４、青年學生和紅衛兵的詩詞作品

　　文革時期，特別是文革前期，大量涌現了紅衛兵、造反派撰寫的“頌毛詩”、“戰斗詩”和“口號詩”。紅衛兵的“戰歌”，充斥“殺、殺、殺”之聲。這些詩歌屬新體詩的范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但是其中一些青年，已開始學習寫作格律詩詞，雖然末臻成熟，但其中也有精彩的篇章。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至１１月２６日，在三個半月時間內，毛澤東在天安門共八次接見紅衛兵。一般青年學生，視毛澤東的接見為“最大幸福”。然而，青年學生中也有清醒者，如來自廣州市的大學生何永沂，寫下振聾發饋、擲地有聲的《接見》詩：

　　手捧紅書不住揚，真真假假滿場狂。天安門下歡呼罷，識得人間有帝皇。

　　何永沂之詩詞結集《點燈集》，選錄其寫于文革時期的詩三十五首，皆富文革色彩。除《接見》一詩外，又如“發配深山為學農，方知水瘦與山窮　。登高縱目開生面，處處山鑲大字"忠。’”詩家周退密有評：“詩無激情，非詩也；詩無形像，非詩也；詩無境界，非詩也；詩無歷史反思，更非詩也。《點燈集》之詩，有激情、有形像　，有境界、有歷史反思，此真詩也。”

　　當年為北大歷史系學生的李樹喜，在文革中也寫下五十多首舊體詩詞，其中有３３首收入其《雜花樹》詩集中之《文革印象》卷。此闋《水調歌頭?罵聲歌》，即為其中之一。

　　挨罵不須怪，爭斗伴人生。恰如雨落風過，處處時時聽。強敵高聲叫罵，一似披花戴彩，哲人已叮嚀。任他昏天黑地，波瀾不須驚。
　　堅意志，長本領，須罵聲。真金何懼烈火，重擔壓骨身才硬。人生風霜雨雪，更兼天翻地覆，何處是安寧？芽烽火正未了，握筆亦從容。

　　罵，有口罵和筆罵，貫穿文革全程。罵，是文革的“勝景”之一。李樹喜此闋詞，乃從青年學子角度抒懷：“堅意志，長本領，須罵聲。”文革亦影響了李樹喜的史學觀：“史家的筆墨不可不信，未可全信。一是為自己的視野能力局限，更是為時代和掌權者局限。史家也要食人間煙火，經常要求和掌權者保持一致，就主觀或違心地篡改了歷史，不足為怪。”

　　５、上山下鄉知青的詩詞作品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曰，《人民曰報》刊登了毛澤東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此后，在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其中一些知青，后來成了著名的知青作家。他們認為：“中國知青的生命世界是最應該被挖掘的，是最為獨特的、最集體的、最個人的、最生命的，屬于三千萬少男少女精神世界的、在五千年文明史上絕無僅有的。”

　　這些知青在那段特殊年代，也留下不少詩詞，真實記錄當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狂熱、迷惘和悲壯，以及他們于自身的成長和反思。如知青作家之一的木齋，在文革中寫下不少詩詞，此首《無題》是寫于文革的后期：

　　少年壯志何處尋？塞北高歌不可聞。明鏡傷心我憔悴，農鄉惆悵鎖青春。
　　飲酒狂歡偷歡樂，吟詩寂寞解銷魂。人生已覺不寶貴，莫論低沉與認真。

　　此詩真實地描繪了其當時的心境：“傷心”，“惆悵”與“寂寞”，“壯志”不再，“高歌”不聞，“人生已覺不寶貴”！此詩以“莫論低沉與認真”作結，乃回應當時廣為流行的“最高指示”：“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一部分清醒的知青，對毛澤東的“崇拜”，已轉向“懷疑”，甚至于“反對”。

　　６、“階級敵人”的詩詞作品

　　地富反壞右，即是階級敵人，文革前已有“五類分子”的稱謂，文革中又稱之為“黑五類”。而“地主”，位于“五類分子”之榜首，在中共奪權前和建國后的數十年間，始終是革命和專政的首要物件，在文革中更是不許“亂說亂動”。因此，文革詩詞，最難收集的，是“階級敵人”的詩詞。下面所錄的《無題》詩，是一位經歷文革的詩詞愛好者所提供的：

　　迷蒙春霧劍光寒，折得梅花帶笑看。楚漢而今爭逐鹿，韓侯何日振師還。

　　此詩作者姓甚名誰，生年卒曰，皆已無從稽考，只知是廣東臺山人，下川島上一個地主分子。當年此詩被紅衛兵抄家發現，上交“軍代表”，被作為“反動詩詞”而公開批判。當時全國各地正處武斗高潮，到處刀光劍影，槍林彈雨。置身局外的“五類分子”，稍得喘息，故在“迷蒙春霧”中，“折得梅花帶笑看”。“軍代表” 批判曰：“韓候，就是指蔣介石國民黨，此詩作者盼望"復辟’、"變天’，國民黨軍隊反攻大陸"振師還’。”

　　三、最具影響力的文革詩詞作家

　　如前所述，文革詩詞數量繁多，內容豐富，其作者幾乎涵蓋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然以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而論，筆者從中選出四位詩人，作進一步剖析和研究。

　　１、“骨頭如故作銅聲”的李銳

　　１９１７年生于北京的李銳，１９３４年考入武漢大學工學院。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于民族危亡之際投筆從戎，轉戰南北。建國后曾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是最有影響的三峽工程反對派人物，曾兼任毛澤東的秘書。在廬山會議上因言賈禍，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被放逐長達二十年。李銳與毛澤東的其他秘書，如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諸人，皆文章華國，才華橫溢。李銳十六歲時就開始寫小說，以后寫雜文、散文、傳記、詩詞，數十年間從未輟止，著述甚豐。

　　據李銳對筆者所述：“文革發生時，我早已是賤民，流放鄉野，后又關入秦城監獄八年。為保持腦力不衰，思想健康，在單監獄室中，曾吟得詩詞四五百首，１９８０年以《龍膽紫集》出版。呻吟詩詞，讓我度過這難以言說的歲月……”其詩稿結集名為《龍膽紫集》，源自其于秦城坐牢時，用護士發下的棉花簽，蘸著龍膽紫藥水，把一首首“鐵窗詩作”寫在《列寧文集》上的空白處，以掩人耳目。

　　《龍膽紫集》收有李銳寫于１９６７年４月的《五十自壽》一詩：

　　依然一個舊靈魂，風雨雖曾幾度經。延水洪波千壑動，廬山飛瀑九天驚。
　　偏憐白面書生氣，也覺朱門烙印黥。五十知非尤未，骨頭如故作銅聲。

　　此詩之首聯“依然一個舊靈魂”，顯然是回應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頷聯之“延水”及“廬山”，乃李銳革命生涯之兩大轉折點。頸聯慨嘆多少知識分子、革命干部在“文革”中淪為階下囚。尾聯以“骨頭如故”之壯語作結。詩如其人，信然！

　　被關在牢中的李銳，曾寫下“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為壁上觀”的聯句。他曾言及：“外面的世界我全然不知，只是從報紙上感到這種最強烈的印象：只有一種聲音——最高指示；只有一種形式——早請示、匯報，跳忠字舞；只有一種忠誠——四個偉大，大海航行靠舵手；只有一種信仰——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因此，《龍膽紫集》中有幾十首詩是為此而作。”

　　趙樸初曾為《龍膽紫集》題《臨江仙》詞一闋：

　　不識廬山真面目，幾多幽谷晴峰。只緣身在此山中。峰頭剛一唱，谷底墜千重！
　　度盡劫波才不滅，詩心鐵壁能通。莫將此道比雕蟲。血凝龍膽紫，花發象牙紅。

　　李銳，代表了在文革的風雨中，“骨頭如故作銅聲”的老一代革命者。

　　２、“天地古今詩刻劃”的聶紺弩

　　聶紺弩（１９０３－１９８６），湖北京山人。１９２４年入黃埔軍校，１９２５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學，１９２７年歸國，長期作報X編輯。曾在上海參加左翼作家聯盟，得識魯迅。１９３４年加入中共。著作甚豐，體裁多樣，尤以雜文飲譽文壇。建國后，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等職。然于１９５５年因“胡風事件”牽連，受到留黨察看和撤職處分。１９５７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以“現行反革命罪”入獄，出獄前夕獨女海燕自殺。

　　聶紺弩的舊體詩詞，包括文革時期作品，雖散佚一些，但大部份都能收入《散宜生詩》集中。據其摯友除鳳兮言：“散宜生本是西周一個大臣的名字，紺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兩個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狀態。”連中共文膽、才子胡喬木也為此詩集作序，有評：“不要忽略作者以熱血和微笑留給我們的一株奇花 ——它的特色也許是過去、現在、將來的詩史上獨一無二的。”李慎之評曰：“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寓悲情于曠達、寄憂傷于詼諧的詩，以為有詩人以來所未有，贊嘆之余，稱之為"絕世奇詩’”。

　　聶紺弩的詩，多是逆境中的產物。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聶紺弩因“攻擊林彪、江青”，被捕關入北京功德林監獄，后轉入北京半步橋監獄。聶氏的監獄詩、流放詩，筆調瀟灑與逍遙，此源自其豁達的哲人襟懷，而聶氏卻常自嘲為“阿Ｑ氣”。如《歲尾年頭有以詩詞見惠者賦謝》，即為其在文革初期所寫的獄中詩之一首：

　　奇書一本阿Ｑ傳，廣廈千間Ｋ字樓。天地古今詩刻劃，乾坤晝夜酒漂浮。
　　燕山易水歌紅日，曲婦詞夫惦楚囚。多謝群公問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

　　聶紺弩之詩，頗多與“落難”文化人的唱和之作。如聶紺弩曾先后寫下十三首詩贈胡風。胡風夫人梅志曾言：“這些詩不僅表現了他們的友誼，也表現了他對胡風一生坎坷遭遇的不平和感慨，讀這些詩能使人感到一個正直人的偉大靈魂。”１９６６年初，正處于文革暴風雨的前夕，聶紺弩亦有詩贈即將遣往成都的胡風：

　　武鄉涕淚雙雄表，杜甫乾坤一腐儒。爾去成都兼兩杰，為攜三十萬言書。

　　聶紺弩的詩得以傳世，有其獄中難友李世強一份功勞。被囚臨汾監獄期間，被判無期徒刑的聶紺弩常李世強學詩，并把自己的詩也給李世強看。李世強感到，“這些詩句是血淚凝成的，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淚……這是千古絕唱，我一定想辦法帶出去！”１９７５年夏天，李世強獲釋，利用“一藏二背三抄”的好辦法，把聶氏的詩稿偷偷帶出監獄，回京后馬上交給了聶氏的夫人周穎。李世強離開監獄與聶紺弩訣別時，聶氏塞給李氏一張小紙條，內有聶氏留給李氏最后一首七絕：

　　難事逢輕當為重，霉時斗短不如長。堪破浮云未了事，何須夜趕嫁衣裳？

　　最近讀到章詒和所著的《往事并不如煙》，書中有對聶紺弩生動的描述和精辟的論述：“聶紺弩在小說、詩歌、雜文、散文、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是繼魯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別是他的舊體詩，形類打油，旨同莊騷，讀來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稱"聶體’，是"異端’詩的高峰。”

　　聶紺弩，是老一代文化人在焚書坑儒的年代，力創舊體詩詞“新聲”的杰出代表。

　　３、高唱“紅日照乾坤”的郭沫若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樂山人。早年留學日本。“五四”期間，積極從事新文化運動。曾參加北閥戰爭、南昌起義、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建國后，曾任全國文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等職。郭氏集詩人、劇作家、文學家、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諸桂冠于一身。生前身后，毀譽相交。周恩來贊其為“革命文化的班頭”，魯迅罵其為“才子加流氓”。又有稱其為“御用學者”、“無恥文棍”。

　　郭沫若與毛澤東相交數十年，多有詩詞唱和。郭有詞贊毛：“詩詞余事，泰山北斗。”毛視郭為詩友，其詩詞曾請郭“加以筆削”。在文革中，雖有毛澤東之保護令，郭及其家庭仍遭巨創。郭曾提出“全部燒掉”其作品。而其兩個兒子，受迫害致自殺。故郭氏年，其內心之惶懼、苦澀與痛苦，難以言表。

　　在文革的腥風血雨驟發之時，郭沫若無疑是十分惶恐，為求自保，再也不分是非，不管善惡，不辨正邪，只是一股勁“緊跟毛主席”。故其在此時期所作之詩詞，皆是歌頌文革之作。在文革中所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郭氏往往都寫詩詞表態，因此，有人稱郭氏此類詩詞為“表態性詩詞”。而這些“表態性詩詞”，郭氏常喜用《水調歌頭》這個詞牌。且看郭氏寫于文革伊始的《水調歌頭?文革》：

　　文革高潮到，不斷觸靈魂。觸及靈魂深處，橫掃幾家村。保衛政權鞏固，一切污泥濁水，蕩滌不留痕。長劍倚天處，高舉劈昆侖。
　　鏟封建，滅資本，讀雄文。大鳴大放，大字報加大辯論。大破之中大立，破盡千年陳腐，私字去其根。一唱東方曉，紅日照乾坤。

　　至于隨后所寫的“見紅日，見新月，見救星”，“偉力來何處，四卷太陽書”等肉麻詞句，不必細表。直到文革后期，郭氏又發表了一首《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風云。階級斗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
　　奮螳臂，走資派，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郭沫若的文革詩詞，大量借用當時流行的政治口號，生硬地運用一些政治概念，可說是意趣卑俗的作品。郭沫若的文革詩詞，不管是自覺或不自覺，客觀上已成了毛澤東推行文革的罪惡道具。唯有其名傳一時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不屬違心之作。它確實表達了人民的愿望，喊出時代的呼聲。它勾劃出“四人幫”的丑惡嘴臉，形象且傳神。此詞在當時的同類題材作品中，可稱之為頗具特色的上乘之作。

　　得一提的是，１９７３年春，據說毛澤東寫了一首批評郭沫若、贊揚柳宗元的順口溜：“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１９７３年夏，毛又寫了一首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中有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寫于抗戰時期的《十批判書》，雖大罵秦始皇的殘暴獨裁，其實是影射當權的蔣介石。孰料此書卻獲罪于自詡已超越秦始皇的毛澤東。對毛的詩批，郭氏難有招架之力。于是在１９７４年２月７日，抱病捉筆，寫下題為《春雷》的七律：

　　春雷動地布昭蘇，滄海群龍競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膽燦若朱。愿與工農齊步伐，滌除污濁繪新圖。

　　郭氏此詩，徹底推翻自己堅持一生的尊孔反法的學術觀點，其言不由衷與痛苦難堪的心情可想而知。１９７７年，文革結束后，郭沫若編印《沫若詩詞選》，寧愿１９７４年留空白，也不把這首自我批判的詩列入去。

　　郭沫若，為求自保成為“跟風派”詩人的代表人物。

　　４、“樂在天涯戰惡習風”的陳明遠

　　陳明遠，１９４１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６３年畢業于上海科技大學，旋入中國科學院電子研究所工作，是計算機科學、語言學方面的專家，撰有多種學術著作。然愛好古典文學，自中學時代起便熱衷寫舊體詩詞，并經郭沫若、田漢等名家指點，其作品頗受師生的贊賞，不料后來遭遇奇特的事件，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伴隨文革爆發而在全國掀起的“毛澤東詩詞熱”中，有一本《未發表的毛澤東詩詞》廣為流傳。陳明遠駭然發現，自己所作的十九首詩詞，不知何故竟列入其中。陳立即致函周恩來總理說明事實真相，并要求把此信轉呈毛澤東。周恩來表示，誤傳不是政治問題，澄清就行了。但陳還是被定為“偽造毛主席詩詞的反革命份子”，遭到批斗和迫害。１９６９年國慶節前夕，專案組負責人還揚言要“處決”他。直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陳氏才獲平反，蒙冤長達十二年之久。

　　陳詩之所以誤傳為毛詩，乃因兩者的氣勢和風格頗為近似。陳明遠在中學時代便粗通詩詞格律，加上自身的文采才華，其詩作洋溢著雄渾之氣，其昂揚的基調，也與當時所宣揚的時代精神相吻合，其思想性和藝術性達到較完美的統一。如《答友人》一詩：

　　問余何日喜相逢，笑指沙場火正熊。豬圈豈生千里馬，花盆難養萬年松。
　　志存海內躍紅日，樂在天涯戰惡風。似水柔情何足戀，堂堂鐵打是英雄。

　　此首七律，頗有氣魄，抒革命者的壯志豪情，且明白如話，好懂易記，故此詩為其誤傳為毛詩的十九首中最為流傳的詩篇。當年大江南北數以千計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皆以“戰惡風戰斗隊”命名，可見此詩影響之巨。此詩“似水柔情何足戀，堂堂鐵打是英雄”之句，乃反用宋朝秦觀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之詞意，賦予一種進取的精神和豪壯的氣魄，讀之使人振奮。然以陳明遠當時的身份地位，若不是誤傳為毛詩，也不會四海流傳，這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一則“詩以人傳”的奇談，一個時代的玩笑。但在文革中，不論是真毛詩或陳明遠的假毛詩，都曾起到了推動詩詞復興的作用。

　　１９８８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了《劫后詩存——陳明遠詩選》，此書由陳明遠自己選編審訂，共收有詩詞二百五十首，分為五緝，第三緝《春海潮》中包括被誤傳為毛詩的十九首。書后附有郭沫若給陳明遠的四十封信和其自傳性文章《詩歌——我生命的翅膀》。為研究陳明遠，筆者曾托北京的友人代尋一冊《劫后詩存》。友人來電稱：“《詩存》一書到處都未能購到，問到世知社總編輯室和銷售部以后，查到了該書責任編輯的電話，并從其得知：陳書確出于１９８８年，不料次年陳因卷入"六四’事件后，此書也被令從所有書店下架……”友人卻也神通廣大，輾轉打聽到陳明遠的電話。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我隨“美國華僑文化訪問團”到中國去。在北京，我有機會與陳明遠會面兩次。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誤傳假毛詩事件中的一些疑點。據陳氏所述：“不知由何種渠道，我的詩詞傳入朱德元帥府中，誤為毛澤東未發表的詩詞，由朱德的秘書打字印出而流入社會……其實，這些詩詞的真偽，只要毛澤東表個態就可以了。聽說的確有很多首長當面詢問過毛，但毛至死也沒有未吐露過半句是或否。我沒有罪，是毛澤東侵占了我詩詞的署名權和發表權……”

　　被誤傳為毛詩的十九首，并不是陳明遠自已最滿意的作品。陳明遠告訴我，他最為珍惜的，是《沁園春?詠石》。１９７２年１月，陳氏步《詠石》韻寫下同調的《悼陳帥》，前后兩闋《沁園春》，又被誤當作毛澤東新作的詩詞，爭相傳抄。而我最感親切的，是他寫于１９６７年春的《水調歌頭　未名湖沉思》，結篇云： “望月憶當初，與汝相輝映，一卷未名書。”

　　陳明遠，在那荒誕的年代，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國詩史上獨一無二的角色。

　　四、文革詩詞刻有鮮明的時代烙印

　　當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號稱“史無前例”。的確，文革的殘暴、慘酷、批斗、整人、冤案冤獄、文字獄、焚書坑儒與無恥等等，可說是“史無前例”的。這些丑惡、可怕的文革時代烙印，也留存在文革詩詞中。文革詩詞的內容，記錄了這個時代的殘暴和荒誕。

　　１．史無前例的殘暴

　　文革之兇殘，舉世皆知。特別是“清理階級隊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運動，全國一片愁云慘霧，腥風血雨，慘不忍睹。如當時湖南省道縣的“左派”，把所謂 “五類分子”，即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份子及其家屬子女，數以千計，捆綁至雙牌水庫，悉數投入水中淹死。因尸體堵塞，導致水庫不能發電。“雙牌慘案”，有黃心培的七絕詩留下佐證：

　　為標革命獻忠誠，左派爭先清陣營。階級敵人皆殺盡，雙牌水庫勝秦坑。

　　２．史無前例的慘酷

　　１９６８年，“派性”、“武斗”處于高潮，為了“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到處刀光劍影，槍林彈雨，死人無數。“十億遭蒙蔽，豆箕痛相殘。”當時印尼歸國華僑青年馮剛毅，寫下《慘象》一詩，記錄了慘酷的“武斗”場景：

　　舉國民爭古未聞，一朝挑起亂紛紛。冷槍驚破佳人夢，重炮堆成亂者墳。
造反姑娘哀割乳，兵團戰士慘抽筋。蒼生未悉因何罪？北望神州日已曛！

　　此詩中間兩聯，如實地描繪了驚心動魄的人間悲劇。而當年個人迷信處于登峰造極之時，此詩以“北望神州日已曛”作結句，指出種種慘象的根源是在北京的“紅太陽”，可謂勇氣過人，大膽之極！

　　３．史無前例的批斗整人

　　毛澤東之“最高指示”有言：“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于是乎，上有國家主席劉少奇等一大批高干，下有基層千千萬萬的小干部，皆中箭落馬。據傳，夏衍被囚秦城期間有感于“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于是仿效清代之“剃頭詩”，寫下一首“整人打油詩”，幽默且辛辣：

　　聞道人該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是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最早被送上文革祭壇的《三家村》，即為鄧拓、吳晗和廖沫沙。鄧拓不堪凌辱，自殺身亡。而吳晗和廖沫沙，遭到無止境的“噴氣式”的批斗。“噴氣式”，為文革中在批斗會上對被批斗者采取的一種體罰形式。通常由幾個彪形大漢架著被斗者，用暴力迫使其彎腰低頭，同時向后使勁拉被斗者的雙臂，使之高舉，狀如噴氣式飛機，故名。廖沫沙有一首《嘲吳晗并自嘲》，寫于遭噴氣式批斗之后：

　　書生自喜投文網，高士于今愛折腰；扭臂栽頭噴氣舞，滿場爭看斗風騷。

　　４．史無前例的冤案

　　文革時期，冤案無數。連堂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尚且被“斗倒斗臭”，最后冤死獄中。其他文化人、老百姓豈可道哉！如浙江美術學院院長、著名畫家潘天壽，文革伊始，就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文化特務”、“國民黨特別黨員”，成為第一批被揪斗的對象，并長期被關入“牛棚”。經受過無休止的批斗，潘氏的健康迅速惡化。１９６９年冬天，年屆７３歲，身患重病的潘天壽，從杭州被押回家鄉海寧去游斗。帶著渾身傷痕與唾沫返回杭州途中，他拾到一張香煙殼紙，在上面寫下其一生最后一首詩，不久便含冤病逝。潘天壽這首詩，道出當年無數遭受冤屈者的悲憤：

　　莫嫌籠縶窄，心如天地寬。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沉冤。

　　５．史無前例的冤獄

　　文革時期，處處皆冤獄，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冤獄。北京秦城監獄，當年就囚禁了不少受冤屈的共產黨干部。著名作家關露即為其中之一。在一個寒冬之夜，在“鐵門緊鎖”的黑獄中，關露聽見牢房旁邊的自來水管滴滴嗒嗒之漏水聲，更加難以入睡，心有所觸，于是口占一絕：

　　鐵門緊鎖冬無盡，雪壓堅貞一片心。鋼管有情持正義，為人申訴到天明。

　　６．史無前例的文字獄

　　著名紅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馮其庸，在文革初期曾寫下《感事》一詩：

　　千古文章定知有，烏臺今日已無詩。何妨海角天涯去，看盡驚濤起落時。

　　馮其庸所感之事，應是指自報X發表姚文元之《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后，摧殘文化、毀滅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隨之批“三家村”，砸“四家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批判烈火燒遍全國。“臭老九”知識分子首當其沖，如待罪之囚，似驚弓之鳥。宋代的“烏臺詩案”，乃千古奇冤，當時尚有詩可批，然文革時期，人們皆收筆禁聲，如魯迅所言：“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馮其庸“烏臺今日已無詩”之句，何其沉痛悲憤！

　　７．史無前例的焚書坑儒

　　文革時期之滅絕文化，打殺文化人之“焚書坑儒”，超越秦始皇何止千百倍。而文化育部門、學校、師更是首當其沖。當時的慘況，我曾親歷其境。２００５年秋天，我有緣在北京拜訪了吳柏森先生，他是北京市第五十中學的退休老師。他向我展示了寫于文革期間的詩詞，首首皆含血和淚。其中一首為《感事》：

　　惡浪掀騰到學童，翻天覆地鬧黌宮。千年師道成仇敵，萬卷縹緗付祝融。

　　倫理淪亡驚世變，斯文喪盡嘆途窮。春秋直筆評功罪，自有今時太史公。

　　８．史無前例的無恥

　　為林彪集團重要成員之一的黃永勝，曾授上將軍銜，曾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文革中受林彪提攜，官至解放軍總參謀長，“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員。然黃永勝乃好色之徒，連其“老上級”、“大恩人”林彪的妻子葉群亦勾搭上。“黃葉”之私情，林彪至死都不知。后來林彪一家倉惶外逃，摔死異邦之后，在北京的林家大院，搜出了黃永勝寫給葉群的一首情詩：

　　纏綿五周月，親手折幾枝。雖是寒冬日，黃葉熱戀時。

　　據傳，葉群當時亦有和詩：“咫尺遙知心難靜，孤燃燈光不成眠。萬紫千紅花無意，獨念西山一葉黃。”可見，當年的政壇上，多少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其實是一些狗男女！

　　五、文革詩詞的創作特色

　　文革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故寫于文革期間的詩詞，除其內容具有強烈的文革色彩和時代烙印之外，其創作過程、創作空間、創作氛圍、創作方法及創作藝術，皆有別于其他歷史時期，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１、監獄成為文革詩詞的溫床

　　文革時期冤獄遍怖中國各地，無數人因種種“罪名”而被投入監獄。按廣義而言，“牛棚”、“五七干校。”、“學留班”、“交代會”等，也是冤獄的一種。入冤獄者，有一部分人早已是詩詞高手，在此高壓的環境中，滿腔冤憤，只有寄情于詩詞。另有一些人，原來并不懂格律，入獄之后，受教于獄友，也學會寫詩填詞。寫詩填詞，不需紙筆，有時只需記在腦海中。這是在冤獄中詩詞盛行的原因之一。我收集和閱讀文革之后出版的個人舊體詩集，大多都收有在文革獄中所作。

　　如黃克誠大將，自１９６７年１月起，從太原押至北京，輾轉于數間牢房，被囚長達八年之久。據黃克誠憶述：“１９６７年四月仲春，看見窗外一株觀賞桃樹上開滿了桃花，花紅似火，燦若云霞，但不久即為狂風所襲，零落不堪。有感而作詞一首……”此詞即為《蝶戀花·桃花》：

　　滿樹桃花紅爛漫，一陣狂風，吹掉一大半。落地殘紅何足羨，且待來年看新瓣。
　　人間變化千千萬，升降起落，猶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轉變，英雄轉瞬成壞蛋。

　　此詞乃借景言情，寓意甚明。此詞后來被監管人員發現，批之為“譏諷時事”，因而倍加審訊和批斗。黃克誠此詞中所指之“英雄”者，當首推彭德懷元帥。

　　２、深藏不露的藏鋒詩

　　文革期間，比清朝康雍乾三朝更為荒唐的文字獄隨處皆是。隨便一首詩詞，一篇文章，都可以評為“反黨大毒草”。為自身的安全計，人們皆以鉗口封筆為上策。然冤憤難禁者，有的仍敢寄情于詩詞，不過，不用“直筆”，而用“曲筆”。“藏頭詩”、“藏鋒詩”即是其中的一種形式。最為著名的，首推國學大師文懷沙所作的七絕，后被錢鐘書評為“浩劫詩壓卷之作”：

　　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

　　此詩是文懷沙（沙翁）被關在山西臨汾監獄時所寫下的一首詩。當時一位舊友李某（詩中之李龜年），傳達江青要其寫一效忠信即可獲自由并可得重用。

文懷沙遂題就此詩。結果被姚文元讀出是藏鋒詩，把每句的第六個字串起來，是“龜主江青”四字。幸好，不久四人幫垮臺，文氏才未被槍斃。

　　３、嚴肅且意深的打油詩

　　打油詩體，雖多諧趣，但常流于俗氣和油滑。然創作于文革時期的大量打油詩，繼承和發揚魯迅以雜文入詩的傳統，打油卻是嚴肅，語淺卻是意深，以雜文入詩，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文革時期的打油詩，不少乃出于大家之手，如聶紺弩、李汝倫、邵燕祥、黃苗子、楊憲益等。　邵燕祥乾脆把其舊體詩詞結集名之為《邵燕祥詩鈔?打油詩》。詩界對這類打油詩評價甚高。如程千帆評聶紺弩：“他的詩初讀只使人感到滑稽，再讀才使人感到辛酸，三讀使人感到振奮。”如水有評邵燕祥、黃苗子、楊憲益的《三家詩》詩選集：“他們的詩作，讓人笑，更讓人哭，讓人沉思和反省，更給人以鼓舞和希望。”

　　而當年廣為流傳的一首打油詩，相傳為梁漱溟所作：

　　十儒九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叫人，而今老九不如狗。
　　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倘若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滿街走。

　　此首刻劃“臭老九”的打油詩，是何等生動且傳神，一經傳出，即膾炙人口。遭毛澤東痛罵為“野心家”，“偽君子”和“反動透頂”的梁漱溟，在“文革”中當然在劫難逃。家藏四代圖書典籍，被紅衛兵抄家焚毀。還被像耍猴子樣地以繩系頸，手持銅鑼，在得勝門一帶鼓鑼游街示眾。真是“而今老九不如狗”！

　　４、群體自發性的“天安門詩歌運動”

　　１９７６年清明節，因周恩來去世，引發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人群、花圈和詩詞充滿了天安門廣場。群體自發性的“天安門詩歌運動”，在中國的詩史上絕無僅有。天安門的“反動詩歌”，最為聞名的，乃為工人王立山作所：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

　　５、虛假、違心的歌功頌德篇

　　在文革的特殊歷史環境中，出現浩如煙海的“頌毛篇”。其實，絕大多數是言不由衷的假話和空話。連“筆直”的胡風，也寫下肉麻的《水調歌頭》：“不可魚無水，不應水無魚。七億中華兒女，共沐黨風舒……”１９６７年７月１日，在獄中慘遭折磨的田漢，居然在病危時用顫抖的手在日記寫下一詩：

　　先烈熱血灑神州，我等后輩有何求？沿著主席道路走，堅貞何惜拋我頭！

　　田漢在詩后還注有：“黨的生曰，入黨３５周年紀念。”如此“豪言壯語”的打油詩，更使我感受到田漢內心的痛苦。后田漢屈死獄中，連骨灰也蕩然無存。

　　六、文革詩詞的歷史價值

　　文革詩詞有珍貴的歷史價值，我以為起碼有如下幾點：

　　１．文革詩詞在中國詩史中是不可缺少的篇章，中國詩史不能留下文革階段的空白。

　　誠如李銳先生所言：“詩言志，詩言事，詩言情。我國自古詩歌相傳，為中華文化一大特色……詩歌存史，是歷代志士仁人的貢獻……詩詞語言精練，音韻鏗鏘，瑯瑯上口，易于記誦，便于流傳，使人潛移默化，陶冶情操。這是我國獨步世界的優秀文化傳統。文革慘禍十年，受難者悲苦無告，惟有呻吟，有的化為詩歌。借此一斑，可窺全貌……揭露邪惡，伸張正義，正視歷史，永記訓，這是我們對待文革應取的態度。”

　　２．文革詩詞與文革史實一樣，是文革史的一個組成部份。不研究文革詩詞，文革史也是不完整的。

　　劉心武先生為我所編著的《文革詩詞鉤沉》一書作序，序言題目為《延續民族整體記憶，修建紙上“文革博物館”》。其序有言：“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在中國大陸所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椿重要事件，在事發４０年事止３０年之后，應該將其作為一個重大的學術課題，加以探究，而這探究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鉤沉’……"文革’中當然也有人寫自由體的詩歌，但古典格律的詩詞，卻大行其道，蔚成大觀，在歷史的大斷層中形成了痕跡鮮明的"沉積巖’，這是耐人尋味的。這是多種因素化合的產物……每一人每一詩固然代表著一個生命在那樣的歷史情境中的獨特狀態，合成起，則又構成了相激相蕩、相克相生、人有九算、天有一除的歷史大面相、大趨勢……延續民族整體起憶的工作是神圣的。”

　　３．文革詩詞，一樣具有千秋萬代的史訓價值。

　　廣州的《當代詩詞》開辟專登文革詩詞作品的專欄《劫塵史鑒》，熊鑒為此題下七絕十首，首篇云：

　　滄海橫流事足傷，十年無路可傍惶。吟成劫史供誰賞，留與兒孫作膽嘗。

　　而熊鑒之《十年文革祭》，更是千秋不朽之大文。文中有言：“澄清往事，傳后世以真情；警告來人，鑒前車之覆轍。”熊鑒此篇祭文和一些文革詩詞，鏤刻在一道道花崗巖石壁上，屹立在廣東澄海的《塔園》中——這是目前中國僅有的文革紀念館。

　　為紀念文革四十周年，我編著的《文革詩詞鉤沉》也即將付梓出版。雖此書有不少缺點和錯誤，但總算了卻一樁心愿，希望此書能為文革史留下一個注腳，為巴金先生所倡建的“文革博物館”添上只磚片瓦。我下一步計畫，是繼續搜集和研析文革詩詞，并完成另一部專著“文革詩史”。另一個構想，是聯絡一批志同道合者，編一部像《全唐詩》那種體例的《文革詩詞全編》，我將為此項神圣的工作獻出余生歲月。

　　《文革詩詞鉤沉》之自序有我的一闕《臨江仙》，且引此詞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游子心魂牽故國，難忘舊日云煙。十年浩劫史無前。霜風摧草木，血雨灑江天。

　　多少悲歌多少淚，猶存斷簡殘篇。挑燈覓句總凄然。鉤沉詩百首，高抬貴手此中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