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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三有”原則蕭勁光在陜甘寧邊區反摩擦

　中國···　發布:1044173　錄入:2008-11-27　人氣:統計中...

陜甘寧邊區是抗日時期中共中央所在地，蕭勁光曾經在這里戰斗、生活了10個春秋。這期間，蕭勁光先后擔任陜甘省委軍事部部長兼紅二十九軍軍長、中央軍委參謀長、八路軍后方總留守處主任、留守兵團司令員、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等重要職務。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他克服重重困難，組建起留守部隊，肅清了邊區的匪患，打退了日本侵略軍對河防的數十次進攻。特別是在邊區反摩擦斗爭中，他運用“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做到武裝斗爭與政治斗爭相結合，即以軍事力量為后盾，旗幟鮮明，態度堅決，堅持原則，又注意運用靈活的策略，從抗日大局出發，正確處理了許多尖銳復雜的問題，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對邊區的封鎖和破壞，為保衛黨中央、保衛陜甘寧邊區，為抗日戰爭的勝利進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毛澤東曾多次對蕭勁光說，“我們在邊區就是靠留守兵團吃飯”

　　1935年10月，擔任紅三軍團參謀長的蕭勁光，歷盡千難萬險長征到達陜北不久，就被調任陜甘省委軍事部長，參加了著名的直羅鎮戰役。這年12月，黨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決定主力紅軍渡河東征，直接對日作戰。為了鞏固和發展根據地，中央決定由陜甘省委軍事部組建紅二十九軍，并由蕭勁光兼任軍長。1937年2月，蕭勁光調任中央軍委參謀長。

　　黨的洛川會議決定，在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開赴前線抗日的同時，為了保衛黨中央、保衛陜甘寧邊區，必須組建一支留守部隊，并決定在整編后的主力部隊中，抽調一部分部隊和陜北地方部隊組成留守部隊，蕭勁光被任命為八路軍后方總留守處主任。留守處對內稱留守兵團，蕭勁光為司令員。中央軍委給留守兵團規定的任務是：“保衛邊區，肅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衛河防，保衛黨中央，鞏固與擴大留守部隊”，“建設正規化部隊，提高戰斗力，加強戰斗準備，培養與積蓄干部。”黨中央也對這支部隊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當時，王明搞右傾機會主義，主張把黨中央從延安搬到國民黨統治區武漢去。毛澤東堅決反對，他說：“若黨中央搬到武漢，國民黨派幾個衛兵守住門口，不讓你們出來，看你怎么辦？”他還打比喻說：“鳥有巢，革命要有根據地。后邊有個‘家’。開出去的部隊就有回旋余地。”毛澤東曾多次風趣地對蕭勁光說：“我們在邊區靠什么吃飯？就是靠留守兵團吃飯。”蕭勁光對留守兵團規定了“任務重于生活”的行動準則。兵團成立之初，他還對兵團的領導干部說，留守部隊是根據地賴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裝力量，要把留守任務看得同前線抗日救國一樣重要。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的軍事摩擦，反摩擦就成了留守兵團的一項重要任務

　　實現國共合作抗日后，蔣介石雖然繼續抗日，但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尤其是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后，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企圖在抗日戰爭中削弱甚至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人民軍隊。他們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采取各種陰謀手段，圍困和封鎖抗日根據地，而且不惜使用武力，掀起反共摩擦逆流，連續制造了陜西旬邑事件、山東博山慘案、河北深縣慘案、湖南平江慘案和河南確山慘案等。在陜甘寧邊區，也先后發生了隴東、關中、綏德、三邊等地的幾次大的軍事摩擦事件。他們還增派軍隊圍困和進攻陜甘寧邊區，甚至準備襲擊延安。

　　陜甘寧邊區是黨中央所在地，是我黨領導抗戰的大本營。當時在陜甘寧邊區的150萬人口、23個縣中，有的縣城是國民黨的政權，但卻是共產黨的駐軍；有的城鎮是國民黨的政權，而周圍的鄉村則是共產黨的政權。這些地方形成雙重政權，相互交錯，斗爭尖銳，摩擦與反摩擦的斗爭經常發生。再加上陜甘寧邊區地理位置較偏僻，交通不便，是敵進攻的薄弱環節。其東面，隔河相對有從華北沿平綏線進攻的日本侵略者，虎視眈眈，多次舉兵進犯，企圖突破我黃河防線，并多次對河西城鎮和延安進行轟炸或空襲，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和損失。其南、西、北三面，則受到蔣介石從抗日前線調回的胡宗南30萬大軍和馬家回軍重兵包圍。初則進行侵擾蠶食，繼則制造軍事摩擦事件，并勾結邊區內殘存的土匪進行騷擾破壞，后在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有兩次把軍事進攻矛頭重點指向陜甘寧邊區。

　　國民黨頑固勢力不但在邊區周圍駐扎重兵，對邊區進行封鎖，還派遣大批特務潛入邊區破壞搗亂，邊區境內各縣也有一批專門制造摩擦的反動縣長、專員。他們的活動由開始的造謠滋事、騷擾破壞，發展到后來的攻城掠地、血腥屠殺我抗日軍民。

　　面對上述局勢，反摩擦就成了留守兵團的一項重要任務，它不僅直接關系到邊區的鞏固與安全，也直接關系著國共兩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否堅持，關系到全民族抗日的根本方向。

　　在尖銳、激烈、復雜的反摩擦斗爭中，蕭勁光在黨中央、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堅定地執行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把高度的原則性和必要的靈活性結合起來，正確地處理了反摩擦斗爭中的大量問題。

　　團結和爭取抗日友軍，是蕭勁光貫穿于反摩擦斗爭中的重要策略

　　團結抗日友軍和反摩擦斗爭是貫穿于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的重大任務，既是政治斗爭，也是軍事斗爭，是我軍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新課題。在反摩擦斗爭中，蕭勁光始終遵照毛澤東的指示，非常講究政策和策略，對國民黨中間勢力和頑固派采取區別對待的態度。對于與我友好不搞反共摩擦的友軍，他真誠相待，增進友誼，發展關系。

　　駐守榆林的國民黨某集團軍副總司令鄧寶珊將軍（后改任晉陜綏邊區總司令），早就與我黨一些主要領導人有過交往。七七事變后，抗日態度堅決，對共產黨的態度友好，在交通方面給了八路軍很多方便。他數次路過延安時，蕭勁光都熱情歡迎，親自陪同、接待，毛澤東還多次親自接見并宴請他，使鄧寶珊將軍和我方一直和睦相處，因而陜甘寧邊區北部地區的摩擦就少得多，減少了許多麻煩和困難。同時，蕭勁光還與駐榆林地區的國民黨軍高雙成部保持友好關系，大大減輕了邊區北面抗日力量的內耗，有利雙方更好地協同抗日。

　　駐關中淳耀縣小丘地區的國民黨中央軍一個營，與我方關系較好。有一次，在邊區與我方發生誤會沖突，被我地方武裝打死一人。蕭勁光除指示將其厚葬外，還立即去函道歉，說明純系誤會。其營長回信表示諒解。后來，該縣我方負責人與該營營長會晤，共商如何避免誤會、增進友誼。該營始終與我保持友好關系。

　　為了團結友軍共同抗日，粉碎國民黨頑固派反共陰謀，蕭勁光要求部隊有組織、有領導地開展與友軍交朋友活動，積累了一些好的經驗：一是主動聯系。采取主動通信、派代表、架電話等多種形式，主動與他們聯系交往。在聯系中，善于從扯閑談、拉家常開始，多談有關當地的開放交通、采購糧秣等日常生活問題，少談大的政治道理與黨派的問題。聯系中注意掌握對方的不同特點，如中央軍重政治文化內容，喜歡大方，少客氣。地方軍則重禮節感情，有江湖習氣。對回軍則尊重其風俗習慣、教規等。他們還注重通過當地開明紳士、名流學者等與友軍聯系，收到更好的效果。二是酬酢聯歡。對方喜慶大典，送禮賀電，節假日共同舉行紀念聯歡、文藝演出、運動競賽、參觀、會餐等。1939年清明節，邊區組成了代表團，同國民黨代表團一起共祭黃帝陵。三是實物饋贈。贈送邊區及我軍公開出版的書報刊物、土特產品等。對生活困難的友軍贈送蔬菜、食鹽、肉類、木炭等生活必需品，調解他們與群眾的糾紛等。四是禮待往來友軍。對過往友軍的物資檢查，手續簡便，態度溫和，盡可能給予食宿方便和生活照顧，交通要道設公共休息室。對一些高級人員，蕭勁光親自組織迎送。對做走私生意的友軍，在不違禁例的前提下，多給予方便。五是熱情照顧其家屬。對在我邊區的友軍家屬，給予與我軍屬同等優待，并熱情招待探家友軍人員。六是雙方發生武裝沖突時，進行火線喊話，救治對方傷員。

　　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陜甘寧邊區留守兵團除鞏固和加深了原來與北線友軍的友誼外，在西線、南線、隴東、神府等方面都交了一些朋友，有中央軍，也有地方部隊和馬家回軍。這樣，陜甘寧邊區不僅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減少了摩擦，而且還增進了與友軍的團結，與邊區周圍的國民黨統治地區建立了一些通商貿易關系。

　　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成功化解出現的各類矛盾

　　1939年，國民黨頑固派在隴東、關中地區多次向我進行有計劃的軍事進攻，侵占我鎮原、寧縣等5座縣城，圍攻我隴東西峰辦事處，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案。特別是1939年5月，他們殘忍地殺害我設在關中地區旬邑縣城南邊土橋鎮殘廢院里的20多名殘疾軍人后，一部分官兵極為憤慨，紛紛要求增兵還擊，奪回失地。但蕭勁光冷靜地分析當時局勢，從抗日大局出發，盡力避免武裝沖突的擴大。對內，他采取說服部隊采取克制態度；對外，向國民黨最高當局發電報，指出邊區所屬23縣是國民黨最高當局所劃定，其武裝侵占實為非禮行為，說明我方在被侵占地區不增兵、不擴大事態的嚴正立場。同時，幾次通電全國，揭露頑固派在陜甘寧邊區的種種倒行逆施，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這樣，迫使頑固派的反共摩擦行動不得不有所收斂，派代表與我們談判，和平解決上述問題，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擴大。

　　對其奉命向邊區進攻，但主觀并不積極，態度猶豫的部隊，蕭勁光則除進行必要的斗爭外，還耐心進行團結、爭取工作。如1938年7月上旬駐洛川的新編騎兵第二師師長馬祿（屬馬家回軍），率3000余人進占我梆縣南部的一些村鎮后，來電要借道延安經綏德去榆林，意在試探我軍虛實。蕭勁光拿著電報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指示說：不準他們過延安，這是陰謀。若他們的騎兵到了延安，假說沒有糧草，馬匹到處亂竄不走，你怎么辦？若他們真的去榆林，可經延川、清澗等地。如果他們強行來延安，我們可以打，即使他走延川，我們也要事先作必要布防。蕭勁光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讓兵團參謀長曹里懷親自去　縣組織部隊戒備，監督馬師行動，并給國民黨戰區負責人、洛川專員馬祿本人發電報，說馬師若強占不退，引起沖突，后果概由馬祿負責。他還派郭化若、袁光為代表先后去與馬祿談判，向他說明不同意他們經過延安的意見和嚴正態度，并表態愿意送他到

　　縣和洛川交界處。后來，馬祿見我方態度堅決，義正辭嚴，來信說是“誤會”，表示雙方要團結，互不侵犯，不上別人的當。

　　1939年6月，駐榆林地區的國民黨軍團長胡魁生帶1000多人馬到瓦窯堡，并有張廷芝匪部200多人同來。當時，我兵力薄弱，當地沒有主力部隊應變。聞訊后，蕭勁光一面調警備四團作應變準備，一面派邊區安定縣縣長薛斌與胡魁生談判，經多方爭取和教育，胡部撤回榆林，張廷芝匪部也逃往三邊。

　　堅持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相結合，打掉頑固派的囂張氣焰

　　真正頑固搞反共摩擦的是少數上層頑固分子和靠摩擦吃飯的地方頑固武裝。根據他們的不同政治態度，蕭勁光采取了不同的方針政策。對仇視我邊區，消極抗日，積極搞反共摩擦的國民黨頑固派，我方針鋒相對，給予堅決揭露和斗爭。如國民黨派到綏德地區的專員何紹南，是一個專門搞反共摩擦的頑固分子，在他任職的兩年里，以“確保地方治安”為名，調來400多名保安隊員，又收買了一批兵痞、匪徒，合編成5個保安隊，分駐各縣，充當反共摩擦打手，大肆進行反共活動。他指使這些保安隊和他們的偽縣長、保甲長，公然扣押我方縣長，綁架、暗殺我方工作人員，阻撓群眾向我出售糧草物資，甚至還偽裝成八路軍販運鴉片，聚斂、貪污白銀。1939年5月，何紹南指使安定縣偽縣長田杰生率保安隊襲擊我楊家園子，用機槍掃射、打死打傷我官兵數十人。他甚至縱兵為匪，到處搶劫，破壞社會治安，罪行累累，群眾對他恨之入骨。開始，我方多次對何紹南進行規勸。一次，他路過延安，蕭勁光找上門去，對他進行了嚴正警告。之后，又帶他去見毛澤東。毛澤東也嚴厲地斥責了這個破壞抗戰、制造摩擦的“專家”。但他不思悔改，仍舊為非作歹，反共活動日益猖獗，竟組織13個保安中隊，企圖襲擊我河防部隊。1939年9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回到陜甘寧邊區后，蕭勁光在延安同王震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向王震介紹了陜甘寧邊區的斗爭形勢和何紹南的情況，要他對其嚴加提防。王震與何紹南進行了堅決斗爭，除了在軍事上不給他便宜可沾外，還發動強大的政治宣傳攻勢，召開群眾大會，公開揭露他的罪行，打掉他的囂張氣焰。同時，蕭勁光和林伯渠還以留守處主任及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名義，致電國民黨中央要員，要求逮捕、懲辦何紹南。蕭勁光還派出部隊偵緝他。結果，何紹南在綏德呆不下去，便率保安中隊嘩變為匪，逃離邊區。最后，他走投無路，出家當了和尚。

　　1939年4月，國民黨頑固派對我隴東地區的鎮原、寧縣發動武裝進攻，我軍遭受慘重傷亡，被迫撤出，成為震動邊區和全國的重大事件。為了解決這一事件，蕭勁光親臨驛馬關，同國民黨第三行政區督察專員鐘競成進行談判。他同鐘競成談了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接著，他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具體指導下，對頑固派進行了堅決而有節制的斗爭，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宣傳戰，從政治上徹底揭露了頑固派的罪惡勾當。這樣，贏得了全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頑固派則在政治上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

　　蕭勁光在反摩擦斗爭中，表現出堅定的原則性和高超的斗爭藝術。留守兵團一成立，首先面臨的任務就是清除邊區的匪患，安定社會秩序。當時，邊區所轄的23個縣境內，共有土匪40多股，40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政治土匪。這些土匪活動十分猖獗，不但殺人越貨，奸淫擄掠，而且破壞我地方政府機關，殺害我黨、政、軍人員，嚴重地擾亂了邊區的社會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蕭勁光根據匪情和陜北高原地形復雜的特點，一方面通過地方政府廣泛發動群眾和地方武裝自衛隊，布下天羅地網，捕捉土匪，一方面采取政治瓦解和軍事圍剿相結合的辦法，以機動靈活的猛打窮追與堵截、合擊相結合的戰術，剿滅土匪。在蕭勁光的正確部署和指揮下，留守兵團的干部戰士克服環境惡劣、氣候寒冷以及匪情復雜等各種困難，經過幾十次戰斗，不到一年時間，各地的土匪就基本被肅清了。當蕭勁光匯報這個情況時，毛澤東又驚又喜地說：“這樣短的時間就把土匪基本肅清了？！”他當即起草了一份電報，向全國各抗日根據地通報了這一戰績，表彰了邊區軍民。

　　1945年8月，蕭勁光在抗戰勝利時離開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