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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州燦爛的古代文化

　中國·江蘇·淮安·楚州　發布:1044173　錄入:2008-6-28　人氣:統計中...

重要的政治地位和繁榮的經濟生活，促進了楚州文化事業的發展。隋唐以來，楚州成為蘇北地區的文化中心。
　　早在北宋仁宗景佑二年(１０３５)年，當時就在城內的魏廉舊祠里建立起儒學，即后來的淮安府儒學，這是楚州歷史上最早的官辦學堂。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１２８０)年　，又于城內滿鋪坊米市巷縣尉司基地處建立了縣儒學。清乾隆以后，除兩所儒學外，又增設若干書院。到道光年間，城內文武書院共有１６個。其中比較出名的有麗正書院，奎文書院、射陽書院、勺湖書院等。至光緒年間，境內各種學堂多達１１２所，包括辦在漕運總督舊址的、當時影響較大的江北陸軍學堂。
辛亥革命后，縣公署內設教育局，掌管全縣教育，首先將楚州府學堂更名為江蘇省立第九中學，直屬省教育廳領導，以邑人教育家李更生先生擔任該校校長時為鼎盛時期。１９２４年春，楚州還在城內棋盤街建起楚州歷史上第一所女子小學。據１９３６年統計，除省立九中，縣中外，還有縣立完全小學１３所，初小１４５所，學生達７１４５人。

　　在歷代科舉考試中，楚州人會試不乏魁首，殿試是三鼎甲齊全。僅山陽一縣就出過狀元２名、榜眼２名、探花３名、進士２１０名其中唐代２名，宋代１１名、元代４名，明代９８名，清代９５名　，還出過武狀元１名，武進士７６名。宋著名詩人張宋及其３個兒子皆為進士，世稱“一家四進士”，實為罕見。楚州人歷代官居尚書以上的就有１１人。
　　文人潛心著述，是楚州文化事業的一大特色。清代楚州人吳山夫曾將唐代以來楚州文人所寫的詩作輯錄成冊，并附漢代的楚州人詩作，共五大冊，計收詩幾千首，名曰《山陽耆舊詩》。據不完全統計，古代楚州人共出版過著作３７３部，計７３３卷。
　　楚州人的醫學水平也很高，明清以來名醫輩出，清人吳鞠通為其出類拔萃者，在全國獨樹一幟，世稱“淮醫”。
　　楚州的文人學者頗熱衷于園亭建設，清初時園亭山莊很多，著名的有邊壽民的葦間書屋，靳璧星的茶坡草堂，劉切庵的思園，還有駙馬巷的墨莊瀟碧亭，河下的綰繡園，勺湖的勺湖草堂等。僅《河下園亭記》及其續編、補編，就記載河下一地有大小園亭１１２處，可謂星羅棋布。老百姓則熱衷于各種游藝活動。春節時，百姓們舞龍玩燈，“百戲俱陳”，端午節則搞大型的龍舟“競渡”。楚州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話》中記下了本地眾多的民間游藝節目：搖碗、說唱、玩龍燈、踩高蹺、魔術表演等等。

　　興漢名將韓信

　　楚州不僅有著悠久的歷史，繁榮的經濟，燦爛的文化，而且還是名人輩出的地方。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文人武士，都出生、生活在楚州，給古城增添了光彩。
　　《史記·淮陰侯列傳》稱韓信？一前１９６年　是淮陰人。現代著名學者郭沫若、王力、王伯祥等在注釋時稱“淮陰，江蘇省淮安市（楚州）”。韓信是楚州人，在楚州一帶生活了很長時間。
　　韓信幼年時，家庭十分貧困，既因行為放縱不羈而不得被推舉為吏，又因不會經營而無法謀生，只好到處流浪，以寄食、乞討為業。他還經常到河邊去釣魚，但所獲無幾，常常不能果腹。“諸漂母，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這使韓信深感慚愧，從此研讀兵書，琢磨韜略，習文練武。有一次他帶著長劍上街，“屠中一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馬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韓信權衡之后，“挽出胯下，蒲伏’。”街上人都笑話他是無能之輩。韓信功成名就后，回到家鄉，“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州中尉”，人們對韓信的行為大為不解，問其原因，韓信解釋說：“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于此。”大將風范躍然紙上。蘇東坡對此大加贊賞，在《淮陰侯廟記》中說：韓信“抱王霸之大略，蓄英雄之壯圖”，故能“受饋于漂母”，“忍恥于胯下”，并說他“辱身污節，避世用晦，志在鵲起豹變”。
　　不久，陳勝、吳廣揭竿而起。隨后，項梁起兵于江東，領兵渡淮，韓信看時機已到，便仗劍從軍去了。“項梁敗，又屬項羽”，后因多次獻策不被采納，便離楚歸漢，投奔了劉邦。他的才能被劉邦的謀臣蕭何看中，稱他是“國士無雙”。在傳為歷史佳話的“蕭何月下追韓信”之后，漢王劉邦于公元前２０６年筑壇于漢中南鄭，拜韓信為大將，開始與項羽爭霸業。第二年，韓信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占領關中，使劉邦獲得大片根據地。此后，他率大軍以木罌渡黃河，奪夏陽，虜魏王豹。使萬人背水列陣下井陘，擒趙王歇，囊沙壅水略齊地殺龍且。戰必勝，攻必克，終于在公元前２０２年與英布、彭越等會兵垓下，使項羽“四面楚歌”，自刎而亡。劉邦做了皇帝之后對大臣們說：“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斷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他封賞有功之巨，封韓信為楚王。
　　楚漢相爭結束，劉邦為了鞏固漢王朝的中央集權統治，開始對威脅較大的關東各異姓諸侯王加以限制和剪除。公元前２０１年，他首先對楚王韓信下手，采用陳平的偽游云夢之計，僅憑一人的上告，便將韓信逮回洛陽，削為淮陰侯。韓信仰天長嘆：“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士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此后，“信知漢王畏其能，常稱病不朝從”。公元前１９６年，陽夏侯陳造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據說他想趁機在長安與陳里應外合，推翻劉氏，不料事泄。“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已得死，列候群臣皆賀”。后“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韓信被斬之前，曾仰天長嘆：“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所詐，豈非天哉。”韓信被殺后，呂后又“夷信三族”。后人哀嘆韓信的遭遇，曾概括出一副對聯：“生死一知己（指蕭何），存亡兩夫人（指漂母與呂后）。”雖然后人對韓信是否造反曾有過懷疑如明人王世貞就作過《淮陰侯不反論》以正視聽，但至今尚無人能夠推翻司馬遷的記載。
　　韓信在興漢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用兵的神謀成為后世軍事家學習的典范。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初兵書有“韓信三篇”。作者班固還記載，“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者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靳鐘）

　　漢賦鼻祖枚乘

　　枚乘（？——前１４０年）出生于楚州城北的蕭家湖畔，唐代山陽的大詩人趙嘏曾自豪地宣稱：“家在枚皋枚乘之子　舊宅邊。”
　　枚乘，字叔，是我國一代文體——漢賦的創始人。他生活于漢初的文景時期，從小對文學有濃厚興趣，因善寫辭賦出名。他先到廣陵今揚州　，在吳王劉濞宮中當一名文學侍從。當得知吳王為爭奪皇位而醞釀謀叛時，枚乘毅然及時上書，加以勸阻，豈奈吳王不聽，他便投奔梁孝王劉武，頗受敬重。至此，他的名聲傳遍天下。后來，他又曾一再上書吳王，勸其不反，但吳王不聽，終成吳楚七國之亂，不久即被蕩平，成為階下囚。枚乘還及時勸阻了梁孝王，使他沒有參加謀反的行列。枚乘對促進西漢的統一起了積極的作用。景帝劉啟很器重枚乘，任命他為弘農郡的都尉，治理京都以東的大片土地。但他不樂意擔任地方官吏，一心想著文學創作，于是“以病去官，復游于梁”，和梁孝王的其他“客座作家”莊忌、鄒陽等人廣為交游，作賦論文。梁孝王去世后，賓客星散，枚乘也就回到了家鄉楚州。漢武帝劉徹早就仰慕枚乘的名聲，聽說他的賦文作得好，為人又正直，即位之后便立即派出“安車蒲輪”，召他到京都長安去。這時，他已年邁體衰，結果病死在途中。
　　《漢書·藝文志》著錄枚乘有賦９篇，其中的《七發》是他的代表作。此賦假說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說七事以啟發太子”。全賦８段。首段明確指出，楚太子的腐化享樂、安逸懶惰是貴族子弟致病的總根由，這種病不是藥石針灸所能醫治的。作者意在通過此賦，對當時貴族的腐朽生活作有力的諷刺，并給予細心的勸誡。接著，吳客便分述音樂、飲食、車馬、宮苑、田獵，觀濤等事，繪聲繪色地鋪陳場面，目的是由靜而動，由近及遠，一步步啟發太子，誘導他改變生活方式。至末段，作者表示，以上的一切雖可以逐步治療太子的病，但要根治，還必須用“要言妙道”來轉移太子的思想情趣及志向，“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這種認為安逸享樂之病，最好從思想上進行治療的觀點，是非常正確的，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在寫作上，《七發》繼承了《楚辭》鋪陳敘述的傳統，全篇想象豐富，氣勢宏偉，排比鋪張，比喻形象，富有極大的感染力，讀來使人如親臨其境，親聞其聲。《七發》的問世，標志著我國文學史上一代新文體——漢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新體賦的基礎。后來，許多人都來模仿《七發》，如傅毅的《七激》、張衡的《七辯》、曹植的《七啟》等。這種定型的主客問答形式的賦體，被后人稱為“七體”，“七體”之作匯集而稱“七林”。然而，統觀“七林”之作，未有超過《七發》者。毛澤東同志對《七發》曾作過極高的評價，他說：“這是騷體流裔，又有所創發。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屬于浪漫主義流派，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你看，《七發》的氣氛，不是有頗多的批判色彩嗎？”
　　枚乘的庶子枚皋，也是有名的辭賦家。他從小受父親的熏陶，愛好文學，善于辭賦。據《漢書·枚皋傳》記載：“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為郎。”３年后，因遭讒言而獲罪，家產被沒收，只身逃往長安。幸遇大赦，即上書漢武帝，被立刻召見，拜為郎。他精于作賦，文思敏捷，能立馬成文，故深受武帝喜愛。他雖然平步青云，但不迷戀權勢，茍合時尚，性格幽默，近于玩世不恭，常在武帝面前“詼諧調笑”。他對武帝也能直言相諫，故史書稱他“不通經術”。這正是他的可貴之處。
　　枚皋一生，所作辭賦極多，《漢書·藝文志》記載有１２０篇。但究其在文學方面的創新和造詣，就遠不如其父枚乘了。然而，他和枚乘一樣，畢竟為漢賦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靳鐘）

　　建安七子之一陳琳

　　陳琳（﹖一２１７年），字孔璋，漢末魏初人。《三國志·陳琳傳》稱陳琳是廣陵人，后世多用此說，以致現在許多人都以為他是揚州人。其實不然。《后漢書·臧洪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袁　紹興兵圍，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該傳明確指出：臧洪是“廣陵射陽人也”。故《淮安府志》在談及陳琳時指出：史書講陳琳是廣陵人，是“舉其本郡，略其縣邑”。據此，陳琳實為漢廣陵郡射陽縣（也就是今天的楚州）人。
　　陳琳先任東漢靈帝時大將軍何進的主簿，辦理文書等事務，并參與機要大事的商討。何進欲除宦官，礙于太后，打算召集地方豪強進京幫助，陳琳力諫不可。他說，大將軍手中權力足可以整肅朝綱，無須招集豪強，否則無異于引狼入室，“功必不成，只為亂階”。但何進不聽，結果引出董卓進京，擁立獻帝，導致天下大亂。何進死后，陳琳避難于袁紹，任典籍文章之職，曾起草文書痛斥曹操。后袁紹失敗，曹操愛其才而收容了他，任其為軍謀祭酒、管記室等職，掌管文書。他歸附曹操后，再無二心，為曹操出謀劃策，幫助曹操實現了統一北方的大業。
　　陳琳與孔融、王粲、徐干、阮踽、應場、劉楨等７人號稱建安七子，“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名馬）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他們和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都生活在動亂的時代，他們的創作打破了漢代文人詩歌的沉悶局面，發揚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體現出“慷慨悲涼”的獨特風格，形成了文學史上有名的“建安風骨”。陳琳則以文章見長，尤以表章書檄諸體為最。曹丕評價說：“琳踽陳琳、阮踽　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陳琳曾著有《陳琳集》１０卷，后大都散失，留下來的僅有《飲馬長城窟行》、《游覽詩》、《宴會詩》等４首詩作是完整的。他親身經歷了漢末的動亂，又有建功立業的抱負，因此，這些作品，特別是《飲馬長城窟》，以質樸的語言，蒼勁而悲涼的格調，唱出了時代的聲音。《飲馬長城窟行》屬于漢樂府的歌行體，通過筑城役夫與官吏的問答，以及役夫和家中妻子的往復叮嚀，描寫了徭役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就是這種世代不斷的徭役的象征。詩中役夫勸妻改嫁和妻子以死相守的情節，更概括了繁重徭役給無數家庭帶來的悲劇。這首詩可以稱為“建安風骨”的代表作之一。

　　靳鐘
　　東漢名士臧曼、臧洪父子

　　和陳琳同時代的臧曼、臧洪父子，是楚州歷史上的名人。臧曼主要活動在東漢末年的桓帝、靈帝時期（公元１４７－１８４年）。他先任徐州從事，后遷司徒府除盧令，終任太原太守。史書稱他“達于從政，為漢良吏”。東漢末年，南匈奴反叛漢王朝，經常舉兵入境騷擾。朝廷便拜臧曼為匈奴中郎將，鎮守邊關。到邊關之后，他通過調查，上書皇上，講明與南匈奴保持睦鄰關系的意義和可能，自薦出使南匈奴。不久，臧曼受命，帶著書符和物品，率眾出使。通過他的斡旋，南匈奴單于終于改變了主張，重新和漢朝和好。《后漢書》記載：臧曼回到京城之后，詳細介紹了匈奴及西域的人口經濟、山川河流乃至草木鳥獸，使聽的人如身臨其境。太尉袁逢連連夸獎：“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如此？”
　　臧曼之子臧洪，字子源，以品德高尚，為人正直而聞名于世，列傳于《后漢書》。他１５歲即蔭襲父功而拜授為童子郎，后舉孝廉。在擔任廣陵太守張超的功曹時，董卓作亂于東京洛陽，臧洪極力勸說張超起兵討賊。臧洪被推舉為盟主，在全國首先對董卓發難。在討卓結盟大會上，他慷慨陳詞，“聞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可惜的是此次結盟因糧草不濟而散歸。后來，臧洪因故寓居于袁紹帳下，與之結為好友，并受命任青州刺史二年。１９６年，曹操圍張超于雍邱，臧洪“徒跣號泣”，請求袁紹救援。而袁紹新與曹操媾和，不愿發兵，致使張超城破自刎。臧洪對袁紹見利忘義的行為義憤填膺，便與之絕交。袁紹亦怒，派人攻打他，但“歷年不下”；又讓同鄉人陳琳寫信勸告，喻以禍福。而臧洪意志堅定，堅決不與袁紹重新言和。最后，城中糧絕，將士們感臧洪恩義，戮力拚殺，戰至最后竟無一人叛逃，臧洪則被生擒。袁紹深愛臧洪的節操和才干，勸其歸順，臧洪怒斥不從，引頸就戮。他那短暫的一生，在楚州方志上留下了燦爛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