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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宮的改廟機緣

　中國·北京·東城· 發布:1023469　最后更新:2008/10/29　人氣:統計中...

　　雍和宮天王殿前矗立著一塊碑文，即御制雍和宮碑，是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專為雍和宮改廟所立。碑中寫道：“念斯地為皇考藩潛所御，攸躋攸寧幾三十年，神爽憑依，倘眷顧是……規制略備……深惟龍池肇跡之區，既非我子孫析圭列邸者所當褻處，若曠而置之，日久蕭寞，更不足以宏衍慶澤，垂燾于無疆。曩我皇考孝敬昭事我皇祖，凡臨御燕處之適且久者，多尊為佛地……”這是乾隆皇帝寫下來留給后人看的，它部分告訴我們，像這樣一座由雍正居住近三十年的“龍池肇跡之區”，子孫后代是無人能住，也不該住、不敢住的。但是，如若長久閑置，必然顯得荒涼，更不足以“宏衍慶澤”。作為后生，必然要用一種最完美、最恰當的方式來祭奠自己的父親。乾隆皇帝最終選擇了將它改為一座皇家寺院，而且是一座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再選一些“高行梵僧”居住在這里，這樣，“香幢寶綱，夕唄晨鐘”可以縈繞其中，“予小子瞻仰之余，間一留止，緬憶過庭，怵惕興慕”。這可以算作是乾隆皇帝將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的原因之一。

　　從雍和宮改廟后乾隆皇帝在雍和宮的良苦用心來看，這段文字顯然沒有告訴我們他將雍和宮改為喇嘛廟的真正原因。因為在乾隆時期，僅僅是一座喇嘛廟，它卻發揮著即使是千軍萬馬也難以起到的巨大作用。一座寺院何以能如此?

　　其實，早在康熙、甚至更早的時期，清朝的創始人皇太極以及順治皇帝就和藏傳佛教格魯派結下了很深的淵源關系。康熙時期，為防止蒙古準噶爾部東犯，當時清朝派駐長城古北口總兵蔡元曾上奏康熙皇帝請求修理倒塌了的萬里長城，以抵擋大漠以北的強大的蒙古族入侵，康熙大帝曾做過這樣一首詩：“萬里經營到天涯，紛紛調發逐浮夸，當時費盡民生力，天下何曾屬爾家。”這也許可以看作是清朝皇帝對藏傳佛教重要性認識的最精辟、最典范的概括。只是乾隆皇帝將這一切進行得有聲有色、將這一切做得人情入理。

　　三世章嘉·若比多吉——乾隆皇帝相伴相讀十余載的好友、乾隆皇帝佛學造詣方面的導師、乾隆皇帝治理蒙、藏事務中的得力助手。關于雍和宮改廟，乾隆皇帝曾經和他有過如下交談：“佛教之弘傳及長久住世，全仗講論佛法之經院，若修建聞修顯密教言等一切學科之經院，對佛教之弘傳大有利益……皇祖及先帝在位時，廣弘佛法，康熙皇帝與前輩章嘉活佛雖然在多倫諾爾之匯宗寺建立了講修顯密的扎倉，但在京并未建立講經之扎倉。現在，我們施主與上師二人若在京城宮中創建寺院，內設聞思顯密學識的若干扎倉，定會使佛教興盛。”

　　乾隆皇帝真的是為了在此弘揚佛法?也有說法，他是為了給自己的同窗好友找一個安身立命之所。其實，不管是懷念先祖，抑或是為弘揚佛法，這都是乾隆皇帝的一家之說，哪種說法也都合情合理。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以及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后所發揮的作用來看，作為一代帝王的乾隆皇帝，面對復雜的蒙古、西藏問題將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一定還有著他更為直接和重要的目的。我們不妨走進清朝建國以來清朝皇帝與藏傳佛教格魯派宗教領袖之間漫長而密切的交往歷史。

　　西藏，古稱唐古忒，又稱土伯特，隋唐時稱吐蕃。強大的吐蕃王朝有盛有衰并最終納入中國版圖。而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宗教自傳人起就和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以致西藏地方一度呈現出教派林立、各派之間互相爭權奪利的局面，直至西藏被納人中央政權之下，中央政權更迭的每一時期都和藏傳佛教其中一個教派有著密切的往來。

　　清朝人主中原之時，正值藏傳佛教五大派之一的格魯派崛起。

　　17世紀中葉，格魯派領袖第五世達賴喇嘛為了取得強大的中央政權的支持朝見清順治皇帝，成為清中央王朝與西藏地方關系史上的里程碑。

　　清順治十年(1653)，第五世達賴喇嘛經青海、甘肅、寧夏到北京，順治皇帝設宴迎接。此行，清朝中央政府冊封第五世達賴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開創了歷輩達賴喇嘛必須由中央政府冊封的先河。從此，清朝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建立了最直接的聯系，在清代崇尚喇嘛教的做法從此便輩輩相傳。事實上，扶持喇嘛教便成為清朝中央政府管理廣大的蒙古和西藏地方的基本國策。

　　藏傳佛教格魯派之所以能在關鍵時期崛起，四世班禪大師羅桑卻吉堅贊起了很大作用。他是四、五兩輩達賴喇嘛的師傅，在廣大信教的蒙古和西藏群眾心目中享有極高的威望。他的存在猶如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大師在世。格魯派之崛起與他的長遠計議密不可分。四世班禪大師于康熙元年圓寂，1713年，康熙皇帝封第五世班禪大師羅桑益西為“班禪額爾德尼”。從此，開創了歷代班禪大師亦由中央政府冊封的歷史。

　　康熙朝前期，遇到的最大心患是以吳三桂為首的三個“藩王”重新扯起“反清復明”的大旗(即“三藩之亂”)，使剛剛強盛起來的清王朝面臨著覆滅的危險。吳三桂的勢力一度擴大到與清朝分庭抗禮，清朝軍隊與其相持數年之久。當時，康熙叮囑第五世達賴喇嘛：“大兵分路進討，若吳三桂勢蹙投降，喇嘛其即執送。”雖說在平定“三藩之亂”的過程中達賴喇嘛并沒有直接發揮過作用，但達賴喇嘛所屬的一方土地康熙皇帝是放心的，這對處在長達數年之久的平叛緊張關頭的康熙皇帝來說，無疑是一種政治上的支持。由此可見清朝皇帝與達賴喇嘛的關系已相當密切和牢固。

　　康熙時期遇到的另一重大邊疆問題是蒙古準噶爾部屢屢進犯。

　　準噶爾是新疆厄魯特蒙古中一支強大的蒙古族勢力，康熙朝初期，噶爾丹奪取準噶爾部汗權，勢力不斷擴大，他一方面向清朝中央政府臣服請安，一方面又暗中與沙俄及西藏某些僧俗上層勾結，四處搶掠。

　　康熙五十五年(1716)，準噶爾部發動叛亂，出兵六千由新疆發兵西藏，兵臨拉薩城下。1717年，西藏地方行政首領拉藏汗被殺。準噶爾軍隊進入拉薩之后，搶劫財物、殺戮僧俗、摧毀寺廟、無惡不作，造成人人自危的混亂局面。為了安定西藏地方，康熙皇帝先后兩次派軍剿除準噶爾軍，第一次清軍全軍覆沒。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皇帝任皇十四子允禵為撫遠大將軍，統帥三軍，坐陣西寧；派大將延信率軍與西藏各部積極配合進剿準噶爾軍隊。在西藏地方廣大僧俗積極配合、支持下，清朝軍隊收復了已被準噶爾占領的拉薩，準噶爾軍潰敗，其首領策旺阿拉布坦倉皇逃回新疆伊犁舊地。康熙皇帝隨即派大軍護送從青海選定的十三歲靈童格桑嘉措至西藏，1720年，靈童在拉薩坐床，這就是在西藏歷史上產生過巨大影響的第七世達賴喇嘛。

　　為了穩定西藏地方局勢，清朝政府廢除了自第五世達賴喇嘛圓寂以來在西藏實行了長達四十余年之久的第司(執政首領)總攬西藏地方政權的制度，建立噶倫制，任命配合清軍在剿除準噶爾戰斗中表現出色的康濟鼐·索南杰布為首席噶倫。

　　其他三名噶倫分別是貝子阿爾布巴·多吉杰布、輔國公隆布鼐·扎西杰布、僧官扎爾鼐-羅追杰布，命四人聯合執政。

　　18世紀初期，西藏噶倫內亂。以阿爾布巴、隆布鼐、扎爾鼐為首的三噶倫殺害了首席噶倫康濟鼐。西藏政局又一次陷入危機。實際上，噶倫之間的矛盾早在噶倫制度建立初期就已經埋下了隱患。三人中，康濟鼐及其支持者頗羅鼐來自阿里和后藏地區；阿爾布巴和隆布鼐來自工布和雅魯藏布江下游地區，他們分別代表著不同的階級和他們本階級的利益，兩派在維護地區集團利益上存在著很深的矛盾。1727年，矛盾終于爆發。阿爾布巴聯合隆布鼐和扎爾鼐，設計殺害了康濟鼐。此時，遠在阿里的頗羅鼐聞訊后，義憤填膺，他向清朝雍正皇帝稟報西藏局勢，同時起兵阿里，在清朝大軍趕到拉薩之前平息了這場內亂，穩住了西藏局勢。噶倫內亂被平息后，清朝任命頗羅鼐為總理西藏地方事務的噶倫，封為貝子。后被清朝政府封為郡王。此后，郡王制度在西藏延續了近二十年。

　　乾隆朝初期，西藏正處在頗羅鼐時期，這一階段，西藏地方一度呈現出政通人和的繁榮景象。西藏這一階段的穩定，給剛剛走上政壇的乾隆皇帝以足夠的審視西藏局勢的時間，同時，他也在尋找著治理蒙藏地區的最切合實際的政策。

　　頗羅鼐死后，其子朱爾默特·那木扎勒繼承郡王職位。

　　此人飛揚跋扈、倒行逆施，一直暗中與覬覦西藏地方的準噶爾軍勾結，圖謀叛亂。清朝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見機將朱爾墨特·那木扎勒殺死，二人同時被朱爾墨特·那木扎勒手下所殺。駐藏大臣被殺激怒了遠在京師的乾隆皇帝，也為他進一步解決西藏問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

　　乾隆十五年(1750)，清軍三千人人藏，平定了朱爾墨特·那木扎勒事件。之后，清朝制定了《欽定藏內善后章程十三條》；授命駐藏大臣協助第七世達賴喇嘛管理西藏政教事務；建立噶廈政府，設四名噶倫(三俗一僧)聯合執政，尤其強

　　調，噶倫等重要官員的人選必須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直到民主改革前，西藏一直處在噶廈政府管理之下，這就是在西藏歷史上延續了兩個多世紀的噶倫制度的起源。

　　縱觀18世紀西藏歷史，可謂風云變幻。從準噶爾進犯到噶倫內亂，再到朱爾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的被平息，西藏地方一直處在風雨激蕩之中。也正是在這一漫長的平息戰亂的過程中，清朝中央政府一步步實現了對西藏地方的治理，使中央王朝對西藏的管理逐漸從無序走向有序，尤其是康熙皇帝兩次用兵西藏、雍正時期西藏地方政權內部爭權奪利斗爭的被平息，西藏社會內部漸漸趨于穩定，但是，真正從各個方面最終對西藏實現完備管理的，則是到了18世紀中、后期，即清朝乾隆皇帝時期。

　　雍和宮正是順應了這一大的歷史趨勢實現了它從帝王行宮到皇家第一藏傳佛教寺院的歷史性轉機。雍和宮改廟之時(1745年)，西藏正處在頗羅鼐管理時期，也是此前西藏歷史上最為安定的時期。熟讀先輩統治歷史的乾隆皇帝時刻牢記

　　“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移其宜”的祖訓，利用藏傳佛教是他坐陣京師統領蒙藏地區最有效的方法。將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更成為有清一代治理蒙藏地方最成功的范例。

　　乾隆皇帝也對他將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感慨萬端，詠嘆雍和宮是“躍龍真福地，奉佛永潛宮”，他把康乾時期“六街三市皆珠玉”的盛景歸結為“興慶當年選佛場”。照乾隆的邏輯，真龍天子即是佛，祭奠先祖即是敬佛。祭祖、敬佛必然福蔭子孫萬代，因此他曾由衷感嘆：“頻繁未敢忘神御”。尤其是在他晚年，他每到雍和宮都會生出許多感慨，他在這里于“俯仰之間”了卻了江山繼續的初衷。雍和宮留下了他許多抹不去的記憶，雍和宮更是他思親懷舊的所在。從現在的角度來看，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地說，乾隆皇帝之所以將先父的行宮改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慮，是為了鞏固大一統江山的重要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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