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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五大道歷史

　中國·天津··　發布:1045784　錄入:2008-4-25　人氣:統計中...

　　近年來五大道的文化含金量似乎愈來愈高。對于天津人來說，它不再被視做過了時的昔時遺物，相反漸漸成了此地的一種城市標志，甚至升華為一種驕做了。其實這一變化，正符合文化生成的規律。一般事物，在現實狀態中以應用價值為主；在進入歷史狀態后，文化價值便顯現出來。事物的文化價值是一種認識價值。當它定型于歷史，其內在的象征著那一歷史時期種種特征的文化意義，才會被我們一點點發現和認識出來。于是今天，我們對五大道――這一大片姿態萬千的西式建筑進行文化定位，與保護它和修整它是同等重要的事，甚至是應該做在前頭的事，尤其曾經一度，它被貼上了“洋人買辦老爺太太們的老巢”那種政治標簽，自此荒疏久矣，以致今天我們站在五大道上，滿眼只是奇異的洋房，對里邊內涵幾乎一無所知。好像它們全是空的。

　　首先，五大道并不是一個歷史稱呼，這個地處原英租界的住宅區，從無“五大道”之稱。六十年代以來，城管部門為了對這片十分集中的西方住宅建筑便于稱呼，才稱之為五大道。若言大道，應是六條（成都道、重慶道、常德，大理道、睦南道和馬場道），而非五條；但相說久了，約定俗成，五大道反成了一種“官稱”，五大道應被認識為一個區域性稱呼。它東起小白樓，西至大堰（今九十中學），南抵馬場道，北達墻子河（今南京路）。舊時租界里的人談房子，一提“耀華橋下”（南京路以北）便是指較低層次的洋房。五大道全是高級住宅。然而，五大道遠不是天津小洋樓的全部。依我之見。天津的小洋樓大致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為辦公區。它們夾峙于解放路的兩側。解放路曾是租界的中心，由北向南貫串著四國租界（法，英、美、德）。此處的洋樓多為早期租界各國在天津開設的行政，金融、貿易、新聞通訊等機構，也有一些旅店和娛樂設施。當時列強說了算，建筑樣式多聽命于洋人。許多建筑師也是洋人，他們從各自國家帶來不同的建筑特色。故而希臘式、文藝復興式、哥特式、浪漫主義、折衷主義等風格隨處可見，并一律全保持著舶來樣式的原汁原味。而且這種公共性質的建筑都是莊重嚴謹，典雅沉靜，體積也大；與精巧的五大道的民居建筑群炯然殊別了。

　　第二部分是住宅區。天津最早小洋樓住宅，多為開辟租界的洋人們居住。那時五大道地區還是一片水洼葦蕩。洋人們的住宅挨著辦公區，靠近解放路一帶，還有一些在河東原意大利租界的馬可·波羅廣場周圍。進入本世紀后，由于時勢變化，天津在中國的位置變得極為特殊與重要。一方面社會與朝政更迭變幻，租界成了政治的避風港；另一方面天津得地理，交通與海關之利，充滿了商機。各種要人及富人擁人津門。一為安全，二為立業發財，三為了住進設施齊全的小洋樓總比傳統的四合院舒適方便。五大道地處英租界的黃金地段，人們便相爭置地建房，毗鄰而居，于是，這一帶就成了天津名符其實的富人區。若論中國近代城市所擁有的富人區的規模，天津當屬第一。但有兩點需要強調：一是五大道的住戶洋人很少，基本上是中國人；二是這些作為甲方的中國房主，不懂得西方建筑的風格準，于是就隨心所欲地去刪減與添加。各種外來的建筑樣式，好比自助餐那樣放在一起，喜歡什么拿什么，他們覺得科林森式的柱子好看就在房上加幾根；喜歡哥特式的拱頂，便在自家門廳里造一個。反正是私人住宅，各由其便。這反而給建筑師們更多自由發揮的空間，更多的個性色彩。比起解放路那些正經八百。不錯規矩的西方建筑，五大道的洋樓要隨意得多了。如果意去看，偶爾還會發現一些西式山墻上的通氣孔竟然被改成一枚老錢圖案，實際上，五大道的小洋樓已經中國化了。外來的事物中，凡屬生活性質的，最容易被本地化。當年起士林西餐的成功，正在于它不是原樣的西餐，而是加入中國人的口味。起士林的一道特色菜“罐燜牛肉”，與中國人傳統的紅燒牛肉沒有兩樣，只不過把大蔥換成洋蔥，中餐西吃罷了。上邊所說，也正是天津小洋樓的文化特色，更是五大道獨具的地區本色。

　　天津小洋樓的第三部分是商業區。這商業區有兩個，一個是小白樓，一個是勸業場。小白樓地處原美租界（1902年后并入英租界），由于這一地區住著一些早期開辟租界的洋人，便有各種各樣洋人的店鋪出現，并漸漸營造出一個商業區來。如今小白樓的一些店鋪的外墻上，往往還能依稀見到歷時久遠，斑駁殆盡的英文店名或廣告。小白樓商業區出現在前，勸業場商業區出現在后。它位于法租界西端，自二三十年代以來，一批新型的商業大廈拔地而起。如勸業場（1929年）、惠中飯店（1930年）、交通飯店（1931年）、渤海大樓（1934年）等等。不僅百貨云集，而且都是集商店、旅店、飯店、娛樂業為一體的多功能的巨型大樓。這種二三十年代西方剛剛流行起來的商業設施和商業形式，居然在同一時間就大規模地進入天津，不僅將天津一下子推到近代中國的最先進的前沿，而且煥然一新地影響了本地人的生活觀念與方式，就像改革開放后舶來的超級市場。而首先接受這種方式的是五大道的居民。勸業場商業區不單是購物中心，還是五大道居民各種社交活動的場所，于是五大道住宅區，與解放路的辦公區和小白樓，勸業場的商業區密切地融為一體，天津就是這樣“洋”起來的。近代的大天津形象便由此而立。

　　從建筑上講，勸業場等大型商廈，又是天津小洋樓的典范，不僅材料優良，且樣式華美。只是由于逛商店的人們，大多注目于櫥窗中的時尚貨色，很少抬起頭來欣賞建筑。我們在搞“小洋樓文化采風”時，曾請攝影家登高拍攝，洗出照片一看，真是驚訝于天津商業由來已久的繁華！四前兩年，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李歐梵來津找我。他正在研究中國三十年代的文化形態，想看看我關于這一時期出版物的收藏。當他見到這一時期天津本地出版的畫報，如《北洋畫報》。《玫瑰畫報》。《天津華北畫報》。《美麗畫報》和《星期六畫報》時，陶醉般瞇起了雙眼，顯然被那時代特有的形態與魅力牢牢攫住。他吃驚地問我：“我真不知道天津也有這種東西，我一直認為只有上海才這樣呢！”我笑而不答。傍晚飯后，陪他在五大道上散步。我在這里自小長大，一草一木，全在心里。我們先在大理道上由東到西，再折返回來，在睦南道上由西向東，指指點點那一幢幢典雅而陳舊的小樓，講給他這些樓中昔日的驚心動魄的故事，小樓的主人們種種奇異的甚至匪夷所思的個性，以及人物之間深深淺淺。或兇險莫測或珍貴無比的關系。房子對它主人的秘密向來守口如瓶。可是當歷史走過，是誰把這一大片斑斕的都市生活緊鎖起來了？這位自以為對三十年代的中國無所不知的學者，聽我講述這個“巨大的昨天”，卻如聞異國的神話。

　　于是一個問題出來了：在二三十年代，大天津與大上海～～這兩個近代中國一南一北的名城，曾經何其相像！但奇怪的是，改革開放后，上海人很快地一脈相通銜接上昨日的都市感覺，找到了那種歷史的優勢。曾經在上海洋行做事的老職員，在如今回灘的合資公司便順理成章地找到自己擅長的位置，甚至接通了中斷久遠的往來。但天津好像失掉了這個昨天。我讀了上海年輕作家們寫的《上海的風花雪月》和《上海的金枝玉葉》，感到他們就像寫自己老祖母的往事那樣親切與息息相通。而曹禹的《雷雨》與《日出》寫的地地道道是那個時代的天津。但天津人還會把它當做自己的過去嗎，現在，人們已經誤把《雷雨》和《日出》當做上海的往事了。如果少了五大道，天津少了什么？五大道是一個獨立的生活和文化空間，由于天津本土城區開發在前，租界開辟在后，再加上在地勢上西北高而東南低，天津人曾俗稱老城內外為“上邊”，五大道一帶為“下邊”。這上下兩個地域卻，“兩個世界，不僅很少往來，連說話語調也截然不同。五大道的居民只說國語，不說天津話。

　　可以說，過去曾有“兩個”天津，一個說天津話的天津，一個不說天津活的天津。一聽語調，兩地之人就徑渭分明！這樣一個巨大又生動的城市生活的板塊，怎么會無聲無息地湮沒得近乎無影無蹤了呢，關鍵的是，那種標簽主義的歷史觀，帶來的結果很糟糕。僅僅把五大道看作是“洋人買辦，反動軍閥，遺老遺少和資本家的集聚地”，則必然是多年政治風暴沖擊的對象。尤其文革時代，這一帶成了炮轟的重點。此間歷史人物的藏龍臥虎，曾極其強烈地刺激著革命小將們的“敵情”想象。記得當時，革命小將每抄完一家，便在那樓頂上插一桿紅旗，表示占領。隨后的事，便是一家家“掃地出門”。這就粗暴地大筆抹去它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以及這座近代都市一片具有光彩的過去。自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歷史上兩千年的封建時代，天津的許多潛在條件，如海港，鐵路。電訊、建筑業等，和西方人帶來的先進城市設施以及國際資本，都成了優勢。本世紀初，大批人涌到充滿機遇的天津來淘金，形成了天津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這些移民的素質較高。他們或帶來大批資產，或各種技術，工商和精通洋務的人才；其知識先進的工程師、教育家，醫師、文化人的人數，遠遠超過那些聲名赫赫的寓公。但我們總是從官本位出發，一提小洋樓的歷史，就歷數這些地位顯要的寓公，無視這些近代天津積極的因子，而他們內與北京、上海，夕）與各國公司及其資本，緊密通聯，抓住機遇，致力拓展，使得天津在二三十年代這短短的時間里就一躍成為我國近代領先的魅力無窮的大都市。可以說，天津作為聞名世界的近代化的城市，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而這批移民主要都住在五大道地區。如果把這個歷史內容抽去或刪掉，天津剩下的恐怕更多的是平民化的市井生活了。

　　從文化視角看，五大道是近代中國中西文化沖突又融合的一個典型的載體，是天津都市文化開放性的一個象征，也是近代天津發展史一個琳瑯滿目的博物館，從歷史角度看，五大道有功于天津。它是一個富礦，正在等待我們挖掘。我相信，如果打開五大道，我們真的會對歷史的天津有一個嶄新認識，而且這認識一定還會有益于今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