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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神鳥的絕唱

　中國·四川·成都·　發布:1045784　錄入:2008-6-3　人氣:統計中...

　古代蜀人是世界上最早開采使用黃金的古老部族之一。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虎、金魚、金璋、金葉飾等黃金器物，已展現出古代蜀人高超的黃金加工制作技藝。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金面具、金冠帶、太陽神鳥金箔飾、金箔蛙形飾、金喇叭形器、金盒等10件金飾器物，更是圖案詭異、風格奇特。其中最令人驚嘆的便是太陽神鳥金箔飾。其神奇的圖案和絕妙的表現手法，在四川乃至全國都是從未有過的考古發現。它以簡練和生動的圖像語言，透露了有關古蜀太陽神話傳說的信息，記述了商周時期古蜀國極為盛行的太陽崇拜習俗，為我們了解古代蜀人的精神觀念和追溯古蜀時期一些重要祭祀活動的真實情形，提供了極重要的資料。

　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箔飾，形制為圓形，內有鏤空圖案，外徑12．5厘米，內徑5．29厘米，厚 0．02厘米，用很薄的金箔制作而成，在工藝上采用了嫻熟精湛的錘揲與切割技術。其圓形金箔上的鏤空紋飾，如同一幅均勻對稱的剪紙圖案，可能使用了相應的模具，精心切割而成。無論是紋飾的整體布局或圖案的細微之處，都一絲不茍。其圖案可分為內外兩層，內層圖案中心為一鏤空的圓圈，周圍有十二道等距離分布的象牙狀的弧形旋轉芒，這些外端尖銳好似象牙或細長獠牙狀的芒，呈順時針旋轉的齒狀排列。外層圖案是四只逆向飛行的神鳥，引頸伸腿，展翅飛翔，首足前后相接，圍繞在內層圖案周圍，排列均勻對稱。整幅圖案好似一個神奇的漩渦，又好像是旋轉的云氣或是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陽，四只飛行的神鳥則給人以金烏馱日翱翔宇宙的聯想。

   　原始崇拜是人類由洪荒向文明邁進過程中的一個古老話題，在各種原始崇拜觀念中，最廣泛的就是太陽崇拜觀念了。這主要是由于太陽和自然萬物的密切關系，對人類的生存繁衍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先民們自遠古以來就對太陽懷著敬畏崇拜之情，并由此產生了各種崇拜形式。同時由于先民們對太陽與宇宙的觀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豐富想像，使得世界各民族中都出現了絢麗多彩的太陽神話。這些以太陽為母題的神話傳說，在世界的西方和東方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廣為流傳，對古代各民族的精神觀念和行為方式，乃至整個歷史文化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阿波羅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中國古代則廣泛傳播著具有濃郁東方特色的十日神話，這些都是我們熟知的最為顯著的例證。中國遠古時代的十日神話傳說，不僅與西方太陽神話傳說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展示了東西方區域文明的不同特色。

   　根據《山海經》等古籍的記述，中國遠古時代太陽神話傳說中的十日是帝俊與羲和的兒子，它們既有人與神的特征，又是金烏的化身，是長有三足的踆烏，會飛翔的太陽神鳥。如《山海經·大荒南經》中有“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經·海外東經》說“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經·大荒東經》也說“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便是對十日神話傳說的記述。《淮南子·精神篇》中說“日中有踆烏”，郭璞注解說“中有三足烏”，則是對太陽為金烏化身的說明和解釋。遠古神話傳說中的十日，每天早晨輪流從東方扶桑神樹上升起，化為金烏或太陽神鳥在宇宙中由東向西飛翔，到了晚上便落在西方若木神樹上，這表達了融化于神話之中古代對日出日落現象的觀察和感受。

   　十日神話傳說在殷商時期長江上游的古蜀王國中十分盛行，三星堆考古發現對此便有充分的揭示。到了后世，十日神話流傳的地域更為廣闊，我們在各地出土的漢代畫像石與畫像磚上，可以看到許多日輪金烏圖，在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畫上亦有以彩繪方式表現的一輪畫有金烏的太陽，便是先秦太陽神話流傳后世的反映。在這些生動奇妙的圖像中，最值得關注的便是神鳥和太陽的關系，這可能是先民們描述和展現太陽神話最為簡潔也最為有效的方法。在圖像語言的發達遠遠超過文字發展的古蜀時代，先民們自然地盛行采用雕塑和圖案來表現十日神話與太陽崇拜觀念，這與當時昌盛的祭祀活動相得益彰。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就是古代蜀人心目中一棵具有復合特征的通天神樹，既是十日神話傳說中扶桑與若木的象征，又是天地之中建木的寫照。青銅神樹分為三層的樹枝上共棲息著九只神鳥，分明就是“九日居下枝”的情景，在青銅神樹出土時已斷裂的頂部，推測還應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鳥。與青銅神樹同時出土的還有立在花蕾上的銅鳥、人面鳥身像等，很可能其中的一件便是那只居于神樹上枝的銅鳥。棲息于青銅神樹上的九只神鳥都長著鷹喙與杜鵑的身子，鷹是翱翔長空最為矯健的猛禽，杜鵑是深受蜀國先民喜愛的禽鳥，將它們的特征融合成這種具有復合特征的神鳥，大概就是古代蜀人想像中太陽精魂日中金烏的形象吧。此外，三星堆還出土有大量反映古蜀太陽崇拜觀念的器物與圖像，如青銅太陽形器、圓日形狀的青銅菱形眼形器、有圓日圖像的青銅圓形掛飾、青銅神殿四面坡狀屋蓋上的圓日圖像紋飾、人面鳥身像胸前的圓日圖像、金杖上圓臉戴冠呈歡笑狀的太陽神形象等等。這些古蜀時代留下的大量器物和圖像遺存，真實地反映了殷商時期古蜀王國太陽崇拜祭祀活動的昌盛。

　金沙遺址出土的器物與圖像材料，對此亦有充分的反映。比如金沙遺址銅立人像頭戴的旋轉狀的奇異冠飾，就有祭祀者頭罩太陽光環的寓意，說明對太陽的敬畏崇拜是古蜀時代一個十分突出的主題觀念。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考古發現還揭示了古代蜀人有崇鳥的信仰，并以鳥為圖騰，尤其是鳳鳥與太陽神鳥在古代蜀人精神觀念中占有特殊地位。而古蜀族的崇鳥觀念與鳥圖騰，又與太陽崇拜和太陽神話相互交融，兩者通常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箔飾，對此也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中國遠古時代流傳下來的許多神話傳說中，帝俊和黃帝都是世界東方的大神，具有類似古希臘神話中最高神祗宙斯一樣的煊赫身份。如果說中原傳世文獻中記述的黃帝是黃河流域遠古先民們心目中掌管天庭和人間的最高統治者，那么《山海經》等古籍中記載的帝俊就是中國南方文化系統中主宰宇宙和世界的天帝了。帝俊不僅與羲和生有十日，還和常羲生了十二月，同娥皇生三身之國，此外還有許多后裔，例如《大荒東經》說“帝俊生中容”、“帝俊生帝鴻”、“帝俊生黑齒”，《大荒南經》說“帝俊生季”，《大荒西經》說“帝俊生后稷”，《海內經》說“帝俊生禺號”、“帝俊生晏龍”、“帝俊有子七八人，是始為歌舞”等等。這些記述構成了一個具有濃郁南方地域特色的帝俊神話傳說體系，其中帝俊的后裔都特別崇尚神鳥，大都有“使四鳥”的習俗。據袁珂先生考證，實際上帝俊也就是南方文化系統中玄鳥的化身，因“帝俊即殷墟卜辭所稱‘高祖夋’者”，從字形看夋在甲骨文中是一鳥頭人身的象形字，可知“帝俊之神，本為玄鳥”。這同黃河流域“玄鳥生商”的傳說含義是一樣的，表達了是殷商和古蜀等古代部族都有強烈的崇鳥的信仰觀念。正因為帝俊是中國南方神話系統中玄鳥的化身，所以帝俊的子裔都和神鳥結下了不解之緣。

   　從出土資料看，這種崇尚神鳥的信仰觀念，在古蜀族中表現得尤其突出。三星堆出土的眾多銅鳥，便是很好的說明。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箔飾，上面刻畫了繞日翱翔的四只飛鳥，就是《山海經》中所述帝俊之裔大都“使四鳥”的生動寫照。太陽神鳥金箔飾的制作者和使用者，可能以此來表明他們都是帝俊的后裔，同時也表明他們和十日的親緣關系以及對太陽神的崇奉之情。

　這里我們還應提到金沙遺址出土的一件青銅三鳥紋有領璧形器，是與太陽神鳥金箔飾有著同樣豐富內涵的珍貴器物。這件有短柄的青銅有領璧形器，整體為圓形，中央是圓孔，圓孔周圍有凸起的高領，器上的扁平矩形短柄由于較短不能握手，可能起插件的作用，應是插在基座上或連接某件器物的榫頭。該器的尺寸為：直徑10．24—10．36厘米，孔徑4．03—4．31厘米，領高 2．9厘米，邊輪寬2．67厘米，短柄長2．26厘米，厚 0．2—0．33厘米，重量為280克。令人注目的是在該器寬平的邊輪兩面，均鑄刻有相同的飛鳥圖案。其圖像紋飾以邊輪外廓的兩圈旋紋為邊欄，圍繞著璧形器的圓孔布列著三只首尾相接、展翅飛翔的神鳥。采用陰線刻畫的三只神鳥，手法簡練，線條流暢，想像生動，栩栩如生。形態上，三只神鳥同樣頸向前、鳥腿后伸，作騰空飛翔之狀。同時還細致地刻畫了飛鳥的鉤喙圓眼、華麗的長冠和飄逸的羽毛。同太陽神鳥金箔飾相比，這件青銅三鳥紋有領璧形器不僅尺寸大小相近，而且在圖像紋飾所表達的象征含義上有異曲同工之妙。那周圍有凸起高領的圓孔，不就是圓日的象征嗎?三只神鳥所表現的不同樣是托負著太陽在宇宙中由東向西飛行的情景嗎?很顯然，這件器物同樣是古蜀時代昌盛的太陽神話傳說和太陽崇拜觀念的產物，是古蜀族以太陽崇拜為母題的祭祀活動中的一件重要器物。

   　當然，太陽神鳥金箔飾與青銅三鳥紋有領璧形器這兩件器物圖像也有一些微妙的差異，比如托負太陽展翅飛翔的神鳥，太陽神鳥金箔飾為四鳥，青銅有領璧形器為三鳥，在象征含義上是否有某些微妙的不同?是否反映了遠古神話傳說中相同母題內的多種內容?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探析和弄清的問題。

   　從古籍文獻中的記載看，《山海經》中曾有多處關于帝俊之裔“使四鳥”的記述，如《大荒東經》中說“有葛國，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獸、木實，使四鳥：虎、豹、熊、羆”；“帝俊生晏龍……食黍，食獸，是使四鳥”；“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帝俊生黑齒，姜姓，黍食，使四鳥”。《大荒南經》中說“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使四鳥”等等。據袁珂先生考證，使是役使之意。“使四鳥”或“使四鳥：虎、豹、熊、羆”可能是說役使的既有四鳥，也有四獸。而只有帝俊的后裔，才有這種役使四鳥與四獸的能力。在這些神話色彩很濃的不厭其煩的傳說記述中，除了十日神話與崇鳥觀念，似乎還反映了一種驅使和駕馭太陽神鳥的想像，太陽神鳥金箔飾上刻畫的四只馱日飛翔的神鳥，與“使四鳥”的記述顯然并非是簡單的巧合，可能就包括了多重含義。

   　《山海經》中又有關于三青鳥與五彩鳥的記述，同樣是非常奇妙的神鳥。如《西山經》說“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大荒西經》說，大荒之中，西有王母之山，“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騖，一名曰少黧，一名曰青鳥”；又說“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海內北經》說“西王母梯幾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虛北”。這些記述中的三青鳥與五彩鳥都非同凡響，也是古代先民崇鳥觀念的反映。《山海經》中雖未見“使三鳥”之說，但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已含役使之意，而且三青鳥與五彩鳥皆是三只。袁珂先生認為，通過這些記述可知，“三青鳥者，非宛轉依人之小鳥，乃多力善飛之猛禽也”。金沙遺址出土青銅有領璧形器上的三只神鳥，那華美的冠尾和矯健的飛翔之態，是否也與上述的神話傳說有關呢?

　值得提到的是，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鳥，在宋本中作“三足烏”。《史記》載司馬相如《大人賦》中也說“亦幸有三足烏為之(西王母)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還有《玉函山房輯佚書·河圖括地象》中也說“有三足神烏，為西王母取食”。所以郭璞認為三青鳥即為三足烏。袁珂先生亦持相同看法，認為此說有理。我們知道，《淮南子·精神篇》中說的“日中有踆烏”，即為三足烏，又稱為陽烏或金烏，被認為是日之精魂。古籍《洞冥記》中則又說三足烏是羲和役使的日馭。由此可知，它們實際上都是太陽神鳥，屬于十日神話與太陽崇拜觀念母題范圍內的不同傳說。這里附帶要提到西王母神話傳說的起源傳播，其中濃郁的巫術色彩、復雜的精神內涵(如魂歸天門觀念、升天成仙思想、龍虎座透露的圖騰崇拜意識和信仰習俗，以及三足青鳥的特殊象征含義等等)，都與古蜀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三足烏究竟是什么形態，因古籍中并無記述而不得其詳。求諸出土資料，我們在漢代畫像石畫像磚上，可以看到許多關于三足烏的描繪，有的在圓日中刻畫一只飛翔的金烏，有的將圓日刻畫在陽烏的胸部作展翅翱翔狀，還有的則將三足烏雕刻成有三條鳥腿的奇異模樣立于日輪之中。這些描繪豐富多樣，并無統一的模式，大概都是后世對于遠古神話的一種想像式的解釋和表現。這些圖像(特別是三足烏刻畫成三條鳥腿的怪譎之態)曾遭到漢代學者的詰難，王充對此就大不以為然，《論衡·說日》說“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實際上在商周以降的圖像紋飾中還有另外一種表現方式，常常將三足烏描繪成繞日飛翔的三只神鳥。例如戰國時期和秦代一些銅鏡上的三鳥環日圖，三鳥均為一足，有學者認為“可能為三足烏傳說的演變”，還有漢代瓦當上繞日飛行的三鳥紋，表現的也是同一個主題，可知三足烏的數量應為三只，“也可以看作是以‘三青鳥’形式表現的日精”。

　將這些圖像資料作為參考，現在再來看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有領璧形器，上面刻畫的三只神鳥也是典型的長頸單足、羽尾華麗、展翅繞日飛翔之態，顯而易見就是對太陽神話傳說中三足烏的一種形象表現。從時代的承襲演變關系來看，正是古代蜀人這些含義豐富、構思絕妙的圖像，對后世的圖案紋飾產生了積極而久遠的影響。不僅戰國與秦代的銅鏡上有三鳥環日圖，漢代瓦當上有繞日飛行的三鳥紋，而且在漢代畫像石《羿射九日》圖中刻畫的棲息于扶桑神樹上的也是三足金烏，可知這在古人心目中皆是對三足烏最為生動的表現。

   　金沙遺址青銅三鳥紋有領璧形器上圓孔與凸起圓形高領所象征的日輪，以及太陽神鳥金箔飾上漩渦狀的太陽圖像，說明古蜀族對崇尚的太陽形態有多種表現方式，或作圓日之形，或刻畫成光芒四射的旋轉之狀。其實，這種不拘一格、豐富多樣的表現手法，早在遠古時期就有了，我們在仰韶文化以來的彩陶上和原始時期的巖畫上都可以看到各種形式描繪的太陽圖像，在青銅紋飾上更有大量的、形式多樣的表現，可謂由來已久、源遠流長。

   　在中原地區出土的史前彩陶上，據考古工作者研究認為，“圖案最具代表性的是與天體有關的日珥紋、太陽紋和飛鳥紋等，日珥紋圍在光芒四射的太陽周邊、太陽紋有的直接將太陽畫作圓圈，周邊繪出射線，有的還在中間加一圓點，有的將射線用陰紋表示”。圖案中有的主體太陽紋還以紅彩涂實，并在周邊用深棕色繪出數道射線，以表示太陽的萬丈光芒。在西北甘肅、青海、寧夏等地區出土的大量彩陶上，也有多種圓日圖案，特別是半山類型時期旋紋已成為彩陶上的主要花紋，將強烈的旋動感表現得十分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河南鄭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太陽的形象成為彩陶圖案紋飾中描繪的重要對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河村類型彩陶上的太陽紋有時和變體多足鳥紋畫在一起，可能有一定的寓意”，“彩陶圖案上的這種變體多足飛鳥紋，有著紅色的頭，展拓著長翼在空中飛翔，使畫面充滿了陽光般的熱烈氣氛”，使人油然聯想到關于太陽神鳥的遠古傳說。張朋川先生認為“這種鳥紋與太陽紋相結合的圖案，也許反映了以鳥為圖騰的氏族是崇拜太陽的”。結合古代傳說來看， “在漢代的帛畫、石刻等文物中這種寓鳥于日的圖像屢見不鮮，而許多日中金烏與廟底溝類型彩陶上的正面鳥紋都畫成三足，如果這不是偶合的話，那末彩陶上的這種鳥和太陽結合的花紋可能是崇拜太陽的鳥為圖騰的氏族的圖騰紋樣在彩陶上的反映"。還有學者認為，仰韶文化彩陶中，有的鳥紋背上有太陽紋，像鳥背負著太陽而飛，同時還有以幾何形變體花紋組合的許多形式。這說明古代太陽鳥的神話傳說，早就存在于彩陶文化時代。此外“半坡類型彩陶有以人面紋為太陽形的象征……展示了太陽紋為人格化神靈的寓意象征和被崇拜的宗教意識”，而“以紅彩為太陽形象征的寓意手段”以及采用紅黑彩并置形式來表現“太職光彩的照耀，使彩陶花紋具有絢麗燦爛的風格與強烈濃郁的風采，再現了對太陽神崇拜的熾熱情懷”。

　在我國許多地區廣泛分布的原始時期的巖畫上，太陽同樣是表現的主題，并有多種形式的描繪。如江蘇連云港將軍崖巖畫就描繪了三個燦爛的太陽，畫面中以太陽圖案為中心，還環繞著人、獸、農具、祭祀坑與星辰符號等。貴州的一些巖畫也畫有類似的多個太陽圖像，如黔中開陽縣畫馬崖巖畫中的太陽紋圖形就甚多，大都“表現出具有圓形光體和輻射光芒，有的與銅鼓鼓面的太陽紋飾很類似”。在新疆和闐境內發現的巖畫上，也有鑿刻的三個光芒四射的太陽，可見那時對太陽崇拜的熾熱，說明“原先生活在阿爾泰山和伊犁一帶的塞人也把太陽神作為他們的最高神祉崇拜”。在內蒙古陰山巖畫中，有一幅著名的拜日圖，刻畫了一人雙手合十，高舉過頭，跪地向太陽虔誠祭拜的情景。云南滄源巖畫中刻畫的太陽，有的為人頭之形并散射著光芒，有的則將頭戴羽飾作法祭祀的巫師形象與光芒閃耀的太陽刻畫在一起。廣西寧明花山巖畫不僅刻畫了許多光芒四射的太陽，還描繪了眾多高舉雙手作呼喚祈禱狀的人形，表現的可能是遠古先民們的大型祭日場景。此外，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象牙片上，雕刻的太陽由多個同心圓構成，外圓上端刻有濃烈的火焰狀，形似太陽的光芒，圓日左右還刻畫了昂首相望振翅欲飛的雙鳥，被稱為雙鳥太陽圖(亦有名之為雙鳥朝陽圖的)。有學者認為，這種將鳥形或鳥紋與太陽的畫面紋飾連在一起，應是先民將鳥信仰與太陽信仰糅合一體的獨特展示。

　在三星堆出土的展現太陽崇拜觀念的青銅器物上，雕鑄的太陽圖像大都為凸起的圓日形狀，如大量的青銅菱形眼形器。有的為雙圓形，中間有象征性的發射狀芒，如青銅太陽輪形器。有的太陽外圈呈火焰狀，如青銅人首鳥身像胸前的圓日紋飾等。同時也有其他表現形態，例如二號坑出土的一些圓形銅掛飾上就有多種圓日紋飾。其中一件中間為圓日，圍繞著圓日為漩渦狀的炯紋，采用陰線雕刻的手法使圖像凸凹分明，顯得簡潔明快，格外生動。這與金沙遺址青銅立人像頭上所戴旋轉狀奇異冠飾的寓意，以及金沙遺址太陽神鳥金箔飾的內層圖案風格極其相似，都充滿了強烈的動感，在象征手法與文化內涵上都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大量的圓形或雙圓形表現的圓日圖像，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出土器物在構思創意和審美情趣方面更顯示出相互媲美的一致性。這些都說明了金沙遺址和三星堆太陽神話和祭日活動的昌盛，說明了二者文化上的密切關系。

　總的來說，崇鳥和崇拜太陽，不僅是古代蜀人精神世界中的主題觀念，而且是古蜀各部族的共同信仰。金沙遺址太陽神鳥金箔飾和青銅三鳥紋有領璧形器都通過絕妙的圖像紋飾，生動地層現了古蜀時代崇鳥和太陽崇拜的精神觀念，堪稱太陽神鳥的千古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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